【正見網2005年03月12日】
「藝術的路總是從它的初期到高峰再到回落，人類的所有文化也是這樣一種走向。過去宇宙特性中的成、住、壞、滅，人類的一切都在其中，所以一到人類道德不行了時，什麼都不行了就要重新來了，對人類來講就是劫難，一切都結束了，一切又將重新開始，再走到頂峰再回落，周而復始。」 (《在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
文學在表現神道中輝煌
西方神學家研究中國的古代經典，發現《詩經》、《書經》、《禮》等儒家早期文獻中有原始的「有形神」信仰，所以說儒家是宗教。確實，《詩》、《書》、《禮》中都明確提到了「上帝」，並且「上帝」 有形有意志，但是，這只是儒家文化的早期形態，儒家文化經過孔子改造後，雖然保存了有形神的傳統，但此時的有形神已由「顯性」過渡到了「隱性」。這一改造最後由董仲舒完成，董仲舒思想中的「天」都是「無形神 」。宋儒在對「天」進行解釋時說：以主宰而言謂之帝，以賦與人而言謂之命，以人受之而言謂之性，所謂「主宰之天」就是「無形神 」。這種「無形神 」的思想對中國文化影響甚大，兩千多年來中國人信奉的都是這種「無形神 」，「無形神」成了中國人所有祭祀活動（神人交通與天人合一之禮）的依據 ，也是儒家在倫理教化上「神道設教」的依據。
神，聚之成形，散之成物，成形則為有形神，成物則為無形神，尊崇有形神是神道，尊崇無形神也是神道。所以儒家的無形神，道家、佛家、原始宗教的有形神，合在一起形成了有別於西方的中華民族神道，她普照在中華民族文學之上達幾千年之久，這個中華民族文學的昨天，遠而至於《詩經》時代，近而至於《紅樓夢》時代，每一部傑作的輝煌，每一個文豪的彪炳，都是以中華神道為最最根本的光源。
光源之一：原始宗教
西南各少數民族都有各自的原始宗教信仰，柯爾克孜等突厥語民族先民曾長期信仰薩滿教，漢族也有對盤古女媧等的原始信仰，各民族文學不僅發源於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各民族所信仰的神，而且從原始宗教誕生之日起，一直到今天，原始宗教在數不清的民間文學或作家文學作品中，打下了金光閃閃的印記，這種印記我們稱之為遠古神話。
僅就漢族而言，也能見其一斑。漢族神話對文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文學創作的素材， 一是直接影響文學創作的思維方式、表現手法、欣賞效果等。在先秦散文中，《 莊子》一書以「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縹緲奇變」（《藝概・文概》）著稱，《莊子》說理的精妙和文風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神話。至於曹植採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像，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洛神賦》，更是利用神話素材進行的一次成功的創作。用神話入詩的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比比皆是，如《詩經・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種種神跡，楚辭《離騷》中各種神靈紛至沓來。此後的詩人，尤其是浪漫主義詩人常常以神話入詩，如李商隱、李賀。小說、戲曲採用神話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藉助於神話的奇特的想像，利用神話形像或神話情節進行再創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說《柳毅》，創造了一個優美的愛情神話。明清神魔小說對神話的採用和重塑，達到了此類文學的最高點，從孫悟空身上，我們不難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啟、「銅頭鐵額」的蚩尤、「與帝爭位」的刑天以及淮渦水怪無支祁的影響。此外，如《聊齋志異》、《鏡花緣》、 《封神演義》、《紅樓夢》中也有不少發人深省的神話情節。更為重要的是，那些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神話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讀者領入先民曾經有過的那種深厚的情感體驗之中，從而超越平凡的世俗。當屈原在現實世界中屢遭打擊而悲苦無依的時候，他就毅然地轉向古老的神話：龍鳳結駟，巡遊天界，四方求女。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則不僅是將神話看作素材，而是當成全部的精神寄託，和對神話感情、神話世界的皈依。神話「在我們身上喚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這些力量，保證了人類能夠隨時擺脫危難，度過漫漫的長夜。」可以說，屈原、蒲松齡等作品都體現了遠古神話的精髓和力量。
光源之二：儒道二教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文學藝術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儒道兩家思想。掛一漏萬，敘述如下：以詩教理論為代表的儒家文學觀，賦予了中國文學以強烈的道德性格。孔子的「興觀群怨」說以及他那一言以蔽之的「思無邪」的定論，是將詩的功能與道德完全聯繫在一起的。韓愈所說的「文以載道」也是強調文學與道德的合一。文學的最終歸宿在於調節現實的人倫關係，達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而這些又是獲致天人合一境界的初階。中國古代文學，無論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在內容上的最大特徵是偏重於政治主題和倫理主題。這是中國文學藝術的道德性格所決定的。國家興亡、戰爭成敗、民生苦樂、宦海沉浮、人生聚散、綱常序亂、倫理向背等等，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基本母題。尤其是有關忠君、報國、愛民等題材更能得到社會的首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名句佳篇亦往往能傳頌千古。愛情、家庭、個人則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居於次要地位。中國文學評論中也從不以純情文學為上品。至於純粹的娛樂與休閒作品，在中國正統文學中更屬少見。
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中國文學講求中和之美，反對個人情志的宣洩過於偏激，這也充滿著理性主義色彩。中國文學之寫意抒情，最具溫柔敦厚之氣。它含蓄、委婉，要求情感的表露合理而有節制，做到孔子所說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達到中和之美。《詩經・關雎》寫男女愛情，哀則寤寐反側，樂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然後戛然而止，哀不致蝕骨，樂不致放縱。中國的「怨」詩，往往是怨而不怒，發乎情止乎禮義，鮮有怨刺過火者。如陸游的《釵頭鳳・紅酥手》，寫被迫離異的愛情悲劇，有「一懷愁緒，幾年離索」的悲涼，有「山盟雖在，錦書難托」的隱痛，然終究只是以「莫莫莫」之節製作罷。它有哀傷幽怨之情而無離經叛道之舉。再如《古詩十九首》中，寫怨婦思夫，思而不得，遂以「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來自勉自寬。中國文學的這一中庸和平性，不僅由儒家的詩教原則所決定，也由道家「至樂無樂」等觀念所支撐，因而歷來被視為文學的正宗。中國的古典悲劇，無論叫人如何撕心裂肺，最終或有清官廉吏的為民伸冤，或有仙境夢中的團圓結局。這正如王國維所說：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
儒家強調詩言志、文以載道，要有偉大的作品，須先有偉大的人格。這就造成文學與人格合一的特徵。中國文學理論認為，作家的氣質、才性、情操等決定著作品的風格和成就。正如《文心雕龍・體性》篇所說：「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各師成心，其面如異。」而「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等等，都說明了文如其人的文學觀。
道家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態度與儒家不同。它主張超脫世俗而與自然為一。這與文學不受外界強力羈絆的發展要求相適應，因而促進了中國文學獨立品格的形成。道家老莊，反對人為，強調自然無為，追求飄逸、神奇，給中國文學帶來了濃厚的奇幻色彩。
道家對「言意關係」的論述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造成了中國古代文學追求言外之意，講究意境塑造的優良傳統。莊子在《外物》篇中說道：「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莊子認為內在體驗只屬於心靈而不屬於語言，所謂 「無言而心說(悅)」（《天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道家對語言的深刻理解和追求「得魚忘筌」「得意忘言」的境界為後來陶淵明等詩人繼承。他們不重視華麗的語言，而是在意境塑造和傳達弦外之音上用力，形成了中國詩歌、散文獨有的風格韻味．因而中國文學藝術在表現技巧方面的最大特色，是極其重視以虛寫實，以動寫靜或以靜寫動，講求以少勝多，以無聲勝有聲，講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中國文學藝術深受道家「大制不割」、「道法自然」思想的影響，認為天地萬物的自然美才是真美。因而藝術創作要力求渾然天成，達到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它反對人為的嬌揉造作，雕章琢句、堆砌典故，製造人為的晦澀、浮摩、怪誕，崇尚真淳、質樸、清新。劉勰把「自然」作為文學創作的最高要求。李白曾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來讚美自然的藝術風格。蘇軾亦極力主張「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歷來被尊為自然平淡風格的典範。後人評價陶詩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談到中國戲劇的佳處時，以一言蔽之：「自然而已。」並說「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中國文學藝術所崇尚的自然美，是大巧之後的返樸。它並非否定人工、技巧，恰恰相反，它要求藝術家有「功參造化」、「巧奪天工」的功力，通過刻苦的技巧訓練達到不露刀斧之痕的高超境界─「無技巧」境界。宋代王安石的「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可以說道出了中國歷代藝術家們終身不捨的藝術追求。 道家的自然觀直接影響了山水詩和田園詩的出現，給中國文學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莊重和沉重之外，增加了些許靈動和靈氣。山水文學中的道，表現了對天人合一境界，隱逸與仙境的嚮往與追求。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蘇軾的「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無不透露出道家與自然冥合思想的印記。以陶淵明為代表的田園詩的勃興更是道家思想結出的碩果。「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其間更見悠然忘俗的道家逍遙本色。
道家的「虛靜」思想影響了人們觀對文學創作規律的理解。歷代文學家在談到生活體驗、藝術構思時，都曾把「虛靜」說直接引入創作心境的理論中，強調人的心境只有在虛靜的狀態中才能領悟到天地萬物之美，從而感發起興，詩情勃發。如陸機在《文賦》中所說的「佇中樞以玄覽」，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的「陶鈞文思，貴在虛靜」，都是強調道家虛靜思想的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
光源之三：佛教
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全面的、長期的，給中國文學帶來了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巨大推動和變化。佛教典籍中如《維摩經》、《法華經》、《楞嚴經》和《百喻經》等，本身也是瑰麗多彩的文學作品，向為文人所喜愛。佛教典籍鼓舞了中國晉、唐小說的創作，並為後來的古典小說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和《紅樓夢》等的創作提供了故事情節和思想內容。佛教的俗講、變文，也直接推動了後來的平話、寶卷、彈詞、鼓詞、戲曲等通俗文學藝術的形成。佛教禪宗語錄也對後來的民間文學作品發生影響。
佛教不僅對我國古代文學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還深刻地影響到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如佛教的「言語道斷」說、「頓悟」說、「妙悟」說、「現量」說和「境界」說，以及「以禪喻詩」，用禪宗的一套禪理來論述詩的創作、欣賞和評論，就是這方面的突出表現。可以說，沒有佛教的影響，中國漢代以後的古代文學將是另一番面貌。
僅就佛教之禪宗對文學的深遠影響，評說一二，亦足見佛光普照之下，中國文學於精彩之外又得以更添異彩。
在中國生根興盛的禪宗，自初唐開始，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洪流，奔騰澎湃，普遍深入中國文化的每一部分，在有形無形之間，或正或反，隨時隨處，灌溉之，滋潤之。
（1）詩：從唐詩風格的轉變來說：由初唐開始，從上官體（上官儀）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傑，經武后時代的沈（人全）期、杜審言、宋之問等，所謂「景龍文學」，還有隋文學的餘波蕩漾，與初唐新開質樸風氣。後來一變為開元、天寶的文學，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到韋應物、劉長卿，與大曆十才子等人，便很明顯的加入佛與禪道的成分。再變為元和、長慶間的詩體，足為代表一代風恪，領導風尚的，如淺近的白居易、風流靡艷的元稹，以及孟郊、賈島、張籍、姚合。乃至晚唐文學如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等等，無一不出入於佛、道之間，而且都沾上禪味，才能開創出唐詩文學特有芬芳的氣息，與雋永無窮的韻味。至於方外高僧的作品，在唐詩的文學傳統中，雖然算是例外，大體不被正統詩家所追認，但的確自有它獨立價值的存在。 受禪宗意境影響的詩文學，到了宋代，更為明顯，宋初著名的詩僧九人，世稱九僧的風格（如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媚懷古、淮南惠崇。）影響所及，便使醉心禪學的詩人，如楊大年（億）等人，形成有名的西崑體。名士如蘇東坡、王荊公、黃山谷等人，無一不受禪宗思想的薰陶，乃有清華絕俗的作品。南渡以後，陸（放翁）范（成大）楊（萬裡）尤（袤）四大家，都與佛禪思想結有不解之緣，現稍舉一二，宋道濟（俗稱濟顛和尚）的詩： 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
王安石的詩：《夢》：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范成大的詩：《請息齋書事》：覆雨翻雲轉手成，紛紛輕薄可伶生！天無寒暑無時令，人不炎涼不世情，栩栩算來俱蝶夢，喈喈能有幾雞鳴？
寒山大士：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慧文禪師：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裡秋空片月新。
此外，明代禪宗詩僧的作品，詩律最精，而禪境與詩境最佳的，無如郁堂撣師的《山居詩》，如：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卻求身後名，世亂孫吳謀略展，才高屈賈是菲生，溝中斷木千年恨，海上乘槎萬裡情，誰識枯禪涼夜月，松根一片石床平。
（2）詞曲：自晚唐開始，歷五代而宋、元、明、清之間， 許多詞曲，禪境很好，我們現在簡單的舉出歷來被人所推崇公認的詞人曲家作品，以供參考。
如辛稼軒的詞：《有感》：出處從來自不齊，後軍方載太公歸，誰知寂寞空山裡，卻有高人賦採薇。黃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採花時，蜂兒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間自在飛。
元曲如劉秉忠的：《干荷葉》，千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盪。減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又如盍西村的：《小桃紅（雜詠）》： 古今榮辱轉頭空，都是相搬弄，我道虛名不中用，勸英雄，眼前禍患休多種，秦宮漢冢，烏江雲夢，依舊起秋風。
清初有名的少年詞人，也便是滿清貴族才子的納蘭性德的詞：《浣紗溪》：敗葉填溪水已冰，夕陽猶照短長亭，行來廢寺失題名；駐馬客臨碑上字，聞雞人拂佛前燈，勞勞塵世幾時醒。
（3）小說：由唐人筆記小說與佛經變文開始，到了宋、元之間的戲曲，以及明、清時代的說部與散記等等，大多是含有佛、道思想的光輝，值得特別注意的，無論是小說與戲劇，它的終場結尾，或為喜劇，或為悲劇，或是滑稽劇，必然循著一個固有的道德規律去布局與收煞：那便是佛家與道家思想綜合的觀念、人生世事的因果報應的定律。元、明之間，歷史小說的創作者都以禪入文，如羅貫中《三國演義》的開端，開宗明義，便首先用一首《西江月》的詞，作為他對歷史因果循環的總評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清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依佛學的立場而講，羅貫中的這一首詞，便是《金剛般若經》上所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施耐庵的名著《水游傳》，只從表面看來，好像僅是一部表現宋、明時代官民之爭的作品， 如果再加深入，仔細的研究，它在另一面，仍然沒有離開善惡因果的中心思想，隱約顯現強梁者不得其好死的果報觀念。 至於《西遊記》、《封神榜》等書，全般都是佛、道思想，更不在話下。此外，如歷史小說的《東周列國志》、《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等，無一不含容有佛學禪宗不昧因果的中心思想。 由此發展到了清代，以筆記文學揚名的蒲松齡，所著《聊齋志異》，幾乎全盤用狐鬼神人之間的故事，襯托善惡果報的關係。《醒世姻緣》一書，更是佛家三世因果觀念的傑作，說明人生男女夫婦間的煩惱與痛苦，這種觀念，後世已經普及民間社會。至於聞名世界，以長篇言情小說，反映老式文化中貴族大家庭生活的《紅樓夢》一書，它的開端，便以一僧一道出場，各自歌唱一段警醒塵世的警語與禪機，然後又以仙凡之間的一塊頑石，與一「小草劇伶唯獨活，人間離恨不留行」的故事，說明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纏綿反側的痴情恩怨，都記在一本似真如幻的太虛幻境的帳薄上，隔著茫茫苦海，放在彼岸的那邊，極力襯托出夢幻空花，回頭是岸的禪境。作者在開始的自白中，便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以及「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警句，這豈不是《楞嚴經》上，「純想即飛，純情即墮」，以及「主因識有，滅從色除」的最好說明嗎？
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佛性突破了性別、身份、階級、種族甚至人和動植物、有機物和無機物的界限，在各種人、物身上顯現：
有小戶人家的女兒，如《清平山堂話本・花燈較蓮女成佛記》中張待詔的女兒蓮女 ，她攔住能仁寺惠光禪師問：「龍女八歲，獻寶珠，得成佛道；奴今七歲，無寶珠，得成佛否？」龍女成佛的故事出自《妙法蓮華經》，這是小乘教義向大乘教義過渡的一個標誌。
有忠臣。《說岳全傳》中的岳飛，據說他本來是如來佛法座上面的大鵬金翅鳥。
有醇儒。文天祥以養浩然之氣自負，但全祖望《梅花嶺記》說他以悟大光明法而得解脫。還有皇帝。李玉《千鍾祿》寫明惠帝倉惶棄宮出走，唱出了千古名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將封建朝代的興亡概括於佛教哲學，深刻，悲涼。
還有老虎。蕭梁王琰《冥祥記》記天竺沙門耆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是老虎有佛性。
還有蛇。《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記許多蛇「皆有佛性，逢人不傷，見物不害」。
有猿猴。張讀《宣室志》記楊叟之子宗肅在山中見一胡僧，自稱袁氏，好浮圖氏，為宗肅談《金剛經》，原是猿所化。敦煌變文《四獸因緣》說「彌猴即是大目乾連」，「後得成佛」。
甚至還有石頭。長篇小說《紅樓夢》，原名《石頭記》，所記的就是一塊石頭，但不是尋常的石頭，而是一塊「靈性已通」，「幻形入世」，「引登彼岸」的一塊石頭，實際上是塊有佛性的石頭。《石頭記》的書名如勉譯為現代漢語，那就是：一塊有佛性的石頭在現實的社會中經歷重重磨難而終於皈依空門的傳記。
傑作誕生的兩大原因
原始宗教和儒釋道三教一起，如日光普照，催生出中國文學長河中的傑作無量數， 故而文學傑作誕生的第一個原因即為：時代要有高層次的法理作指導，這是首要原因．原始宗教和儒釋道三教是中國過去特定時代產生出來的，經由炎黃子孫善加繼承，發揚光大，福澤萬民，自先秦以至大清，每一時代都有那一時代做為思想指導的高層次法理，賦予人們以天地人正見，加持其正念，同時引導各代的文學走在無邪的善途之上，令文學藝術在人們心中大放純真善良寬恕之光明，為確保人心不被物慾過早掩埋添其一臂之力．原始宗教是炎帝黃帝時期的高層法理， 儒道二教是先秦以來的高層法理，佛教是東漢以來的高層法理， 設若中國各代無高層次的法理，中國也就無希望，中國也就無文學，即沒有先秦散文、漢代大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流芳餘韻了。
然而有高層次的法理作指導，也不是人人皆可寫就文學傑作，更不是任誰都能傳唱中國史詩，因為傑作的誕生還有第二個原因：作家要向內修．作家或歌手必須在這顆心上下功夫。
文學傑作，需要「性命雙修」，也叫「形神兼美」，既要有著精湛的藝術技巧，又要具備深博的思想內涵。每朝每代的文學傑作，技巧上可以各有千秋，但它們共同的地方是：神韻內涵都得超妙高深。文章的質量與思想境界成正比。人的天分悟性越高，越捨得吃苦，作品就越精湛深邃，越感動人，有益於人。技巧易學，內涵難得。所以，創作的基本規律是：功夫在文章之外，功夫在提高思想境界，在聞道得道。過去講文品即人品， 下筆能寫出真正的好文章，開口能唱出好的史詩，首先得做一個高境界的好人，一個對宇宙人生之奧秘的悟性越來越高的人。
提高思想境界涉及方方面面，首當其衝的就是要有大忍之心，在人生風浪的衝擊刷洗中，在冷板凳空房子的煎熬磨鍊中，在酒色財權的勾引誘惑中， 人要清醒的承受，理智的鑑別，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司馬遷的那段話，以史為鑑， 總結經驗 ，告誡自己要想寫出《史記》，先得具備大忍之心：「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我們聯繫李白、杜甫、蘇軾、關漢卿、曹雪芹的生平來看這段話，就知道的確是說到點子上了。 「詩窮而後工」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意志超拔堅韌者， 方可鑄就不朽之作。
當然， 提高思想境界還有比較主要的一些方面，如心底純真，為人善良，聰穎慧悟等等。我們再舉個活的例子來說明：
居素普・瑪瑪依是一位傑出、天才的史詩演唱大師。兩千多年前，有了天才的荷馬，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才能夠成為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兩千年後，在柯爾克孜人民中出現了荷馬式的居素普・瑪瑪依。由於他的出現，宏偉的英雄史詩《瑪納斯》才能完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像居素普・瑪瑪依這樣天才的史詩演唱大師百年難遇。而居素普・瑪瑪依一生經歷曲折、坎坷，他曾當過牧民，在深山牧放羊群；他曾騎馬、馴馬參加賽馬比賽；他曾在戈壁叢林馴鷹、狩獵；他也當過農民，在田裡種麥子；他還當過教師，教柯爾克孜兒童讀書識字。1998年 4月是《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80壽辰，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對此項活動也非常重視，派了一輛專車接送居素普・瑪瑪依。本來一天多的路程，由於洪水沖了道路，加之車出毛病，在路上足足走了三天半。天氣炎熱，道路顛簸，80歲高齡的居素普・瑪瑪依沒有一句怨言，他還不時地安慰司機。吃飯時，他有說有笑。他的充沛精力、樂觀精神、和善態度及高尚的品格，使人們由衷地欽佩，並給人們留下至深的印象。
總之，文學傑作誕生需要兩個原因:一是作家要向內去修，二是時代要有高層次的法理作指導。共產黨操控的當代中國文學，最缺的就是這兩個方面，所以，中國文學在當代才會出現全面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