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8年10月20日】
傷逝
（一）
二哥被總後二O一部隊所屬某文工團要走了。二哥完全遺傳了母親的藝術天賦，從小琴棋書畫無不精通。上高中二年級時，他就要報考音樂學院。因父母一貫重視基礎學業，便攔下了這件事，希望他讀完高中再考。沒想到高三將要畢業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大學從此停招。父母和二哥懊悔不迭卻無可奈何。
暫短的失落之後，他便和一幫才華橫溢的同學成立了當地影響最大的「毛思想文藝宣傳隊」，他懂樂器，作詞曲，特別是一支竹笛吹奏得遠近聞名。憑這些他被文工團選中。二哥本人同意前往。父母深知那不是他的理想選擇，但是求學無門，別無它途，好在是軍隊系統，人家不嫌棄我們出身不好就感恩了，父母最終點頭同意。
二哥走後，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席捲了整個這一代青年，他們稚嫩的手不得已放下筆桿，抓起鋤杆，單薄的脊背被迫地背起了一個時代的錯誤甚至整個民族的不良積重。姐姐、三兄和妹妹不能倖免地先後被這股「革命」紅潮捲走，相繼下鄉插隊。這時我從母親和姥姥的臉上已讀出了掩飾不住的淒楚。作為母親，她的三個兒子和大女兒就這樣一個比一個學淺，一個比一個年幼的離開了她們，家裡只剩下了我和妹妹，空蕩、寂寥。沒多久，我讀書走了，相繼的妹妹也插隊當知青離開了家。
這時，文化大革命依舊如火如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掃把再一次掃到了家族中。母親的弟弟，姥姥唯一的兒子，在黑龍江某鐵路當黨委書記，他象父親一樣早早的被做為「走資派」罷官揪鬥。後來，舅舅解放前的家史被查出來，早已故去的姥爺的身份，舅姥爺的歷史問題等等無一遺漏地被挖地三尺，張榜告示：被「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 窮追猛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鐵路戰線的「階級鬥爭的重大勝利」 云云。舅舅因此而罪名累累，進一步被專政，繼續內查外調。
消息傳來，母親和姥姥超意外的鎮靜，或許在父親身上，或許經年的政治清洗，她們大概早就預料到宋氏家族的過去遲早會被翻出來，象過篩子一樣，被篩個一清二楚。
姥姥每年都要去黑龍江看舅舅和舅媽一家人，這一年，姥姥依舊要去黑龍江，因為舅舅家已久無音訊，姥姥惦念不已。母親深恐凶多吉少，況且姥姥已經72歲高齡，便全力阻止這次出行，姥姥卻百般堅持，執意前往。母親拗不過，最後只得同意。雖然姥姥身體健康，沒有任何疾病，但母親千叮嚀萬囑咐，依舊放心不下。如果不是父親挨鬥，朝不保夕，我與妹妹尚小，母親定會陪同前往。決不會讓姥姥隻身獨行。
我到火車站送姥姥，在車站等車的時候，我發現商店裡賣一種我從沒見過的瓜，那翠綠的顏色十分誘人，姥姥愛吃瓜，我掏出口袋裡僅有的兩毛錢買了一塊送到姥姥手裡，姥姥下意識地接過去，我知道姥姥已歸心似箭。
姥姥走後音信杳無，母親每日焦灼不安，翹首盼望，通過各種途徑打聽消息，一個月，兩個月，依舊人不歸，信不來。母親已料出事，正準備北上。
這天，姥姥突然出現在家門口，她衣衫破爛，一臉憔悴，瘦弱不堪，脖子上長著瘡疥並已破潰、流著血水，她身無分文，兩手空空。見到母親一忍再忍剛要啟齒，便抑制不住放聲大哭。那情景我永遠都不能忘記。母親見姥姥這般光景，已是淚流滿面，姥姥斷斷續續地講述，母親默默地流淚。
姥姥一下火車就被造反派抓起來審問，他們說姥姥是給她兒子通風報信來的，說姥姥是地主婆，隱瞞了地主階級家史；姥爺是軍人和姥姥那位曾是國民黨警察署長的親弟弟也成為姥姥的重罪而被一再審問；我父親是走資派被揪鬥等等都成了姥姥的罪名。姥姥不但沒有見到舅舅，反而身陷囹圄，一直被關押、審問、批鬥。當姥姥連審帶鬥、帶折磨，眼看快要耗盡精力和生命時，終於被「 保皇派」那一邊的人救出來，直接送上火車，才得以回到家中。
千辛萬苦一趟北行卻終未見到她朝思暮想的兒子，至於她在被審問揪鬥時受的虐待、折磨甚至毒打，姥姥始終三緘其口，直到含恨逝去也終未吐半字留給身後人。
北回之後，姥姥一頭扎在床上，便一病未起。母親雖以最好的治療手段、最好的藥物、迅速治好了姥姥脖子上的瘡疥，但精神上的重創刺激和肉體上的折磨以及對舅舅和舅舅一家的惦念，使父母無藥可醫。
舅爺再次落難後，迅速衰老，他拄著文明棍步履蹣跚的來守著姐姐，兩個老人，滾滾淚水，相對無語。
一次，我陪姥姥說話時，姥姥說：「亦潔，你送我時買的那種瓜是什麼瓜？」
我高興得趕快追問：「那瓜好吃嗎？」
姥姥說：「那瓜不但甜而且很清香，很好吃。」
我告訴姥姥說：「那瓜我也叫不上名字，過去從沒見過，可能是南方進來的（後來知道是新疆哈密瓜）。」
我說：「等明年秋天再有時，我一定多多的買來給您，我現在就攢錢，再不買別的東西，都給您買瓜吃。」姥姥卻哀傷地笑了笑。
我心裡無比高興，一心待來年給姥姥買瓜！
舅舅依然杳無音信，父母百般安慰姥姥。但姥姥的病卻日見沉重，她心裡明白，她經受的遭遇證明舅舅的處境險惡，而舅爺的處境、父親的處境，這幾份重負沉痛的壓在她的心頭。無盡地擔憂、深深地思念、一幕又一幕地驚嚇、折磨如夢魘一般不斷地 向她襲來……
三個月之後，姥姥終未被救起，帶著一生的滄桑和滿腹的辛酸，撒手而去。想不到她老人家會被文革這股紅潮吞噬而轉瞬即逝，她終未等到來年吃瓜的時候便孤獨的走了，留下了我永不能兌現的遺憾和海一樣 深的恩情而無法回報！
嗚呼哀哉――可憐的姥姥！……你走得太快了，不給我們任何人機會……
這是一九七O年的初冬，我年幼生命中一個最哀傷的季節。
（二）
我的母親痛煞肺腑，精神深遭重創，我深深的理解了那句話：死者更是生者的不幸！我們兄妹六人天各一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深深的祭奠我們生命的深重依託的姥姥。
幾年之後，人稱為「孝子」的舅舅從監獄裡一身傷殘的被放出來，但是已近半殘之人。他驚聞母親去世和北行探子的遭遇，舅舅晝夜不語，把淚長天，恨不能時空倒轉，追回以往，和他的母親重聚首……
嗚呼悲哉！――從此，舅舅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半生遺恨……
在這些哀傷的日子裡，我初中畢業了。這一屆畢業生在全國範圍內試點，即四個面向：在考試和推薦相結合下選擇當兵、就業、升學（中專）、下鄉插隊。我以全班最高票數和最好成績列入11個推薦名額之中。那時全社會奉行「讀書無用」，沒有人愛讀書，而我惟有選擇讀書，離開這座城市。
離開家的頭幾天，我痛感母親已傷心到極點。姥姥的逝去給母親留下難以平復的深痛。我竭力以我十五六歲的有限能力安慰母親，淡化再淡化我的即將離開。我們都互相掩飾和努力的地調節那種悲涼，心裡卻在以小時計算那即將分離的時刻。
父親狀況依舊。我私下再三叮囑只有十二三歲的妹妹，告訴她照顧父母。
那天早晨，天空中飄著清雪，時間到了不得不離開的時侯。我怕母親看見我的眼淚，沒走出房間我便帶上了大口罩，母親跟出門來，我的眼淚無聲地流落、混著清雪滲入那層層棉線之中。我們早已說好免送。
我說：「媽，多保重！告訴我爸多保重！回去吧，我會常寫信……」母親掩飾不住的淚水滾滾而落……我突然感到我居然如此眷戀這個我曾詛咒的家庭和眷戀我的母親還有曾經的姥姥。
人們說，「人生最悲不過生離死別。」母親剛剛失去了姥姥，傷別離那大半生相依相伴的母女情緣，與我又再次經受死別之後的生離，而她已一個又一個地送走了我們兄妹五人，悲也同，哀也同；我也同樣輪迴在這生離死別 的循環之中，我失去了帶大我的姥姥 ，別了十五年養育的祖孫情緣，我也再次經受死別之後與母親的生離，情也同，哀也同。這生離死別的三代循環使我突然感到人生之痛苦，之悲涼，之殘酷：逝去的生命喚不回來，家園雖好終有散呵！……
坐在火車上，手裡攥著被淚水打濕的口罩，眼前滿是姥姥、父母、兄妹的音容笑貌，我感情上無法接受這如同瞬間就結束了的一切。
透過車窗，看著身邊疾速向後退去的樹木、房屋和積雪覆蓋的田野，聽著列車咣當咣當的生冷的節奏，心中無比淒涼，難道這就是人生嗎？！我再一次問……
我就這樣離開了這個家庭而一去未返。
我走後不久，我的舅爺終未逃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戴著被指控的滿身罪名憂憤的離世。他們姐弟倆人就這樣先後地走了。
父親再次被打倒
兩年之後，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那所中專，參加了工作。又兩年後，通過考試我再入大學讀書。大學讀了不到一年的時候，厄運再一次襲來，父親再次被打倒。
已被「解放」出來工作的父親，被牽涉鄧小平教育路線回潮問題中，又一次被停職。黃帥事件曝光之後，父親被指控，說他壓制了早於黃帥的另一個黃帥的出現，說那個被壓制的人比黃帥還典型，比黃帥還要反潮流。他們說，如果不是被壓制被埋沒，真正的英雄是這個人而不是黃帥。說父親右傾，階級路線不清，扼殺了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顆新星，丟掉了原本屬於XX省的光榮。
有一天，上邊對父親說：「你去農村吧，你去農村抓階級鬥爭！」
就這樣，父母被迫下放到農村，連城市戶口都一併被解除。一夜之間他們成了農民。這時父母身邊沒有一個子女，左右淒涼。這個打擊和這一個時期的農村生活對他們的精神和身體傷害極大，特別是母親，無休止的磨難，使她厭倦了一切。這時不同於文革初期，那時，是當權派的都挨整，而中國人的從眾心理，使大家都感到彼此彼此，而具有承受能力。然而重新出來工作後，再次被打倒卻再難承受。母親被一場又一場的災難衝擊，早已身心懼損。姥姥被迫害後的突然辭世，使她長久的不能從這個陰影裡走出來。而反回潮的再次落難，又一次極大的損壞了她的健康。
北方的農村一年有半年處於荒漠和寒冷中，西北風卷著殘雪和枯枝敗葉呼天號地地掃過曠野敲打著那間破敗的土房，鄉親們卻給了父母極大的溫暖，一直幫他們維持生活。他們住著土房，吃著糙米粗菜，燒著鄉親們幫他們摟來的柴草做飯、禦寒，在昏暗如豆的燈光下品嘗和回味著一次又一次政治鬥爭的苦澀和無奈，熬著似乎再也沒有指望的歲月。
那一階段，在父母的信中，我們卻感到了他們的豁達和樂觀，他們的健康和興致勃勃。每一封信他們都說很好，很好。母親個性堅強，她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輔佐著父親，酸甜苦辣遍嘗，同時頻遞家書，把握著我們兄妹六人的思想狀態和成長道路，費盡心血。他們無論置身何種境地， 都會以極大的忍耐力和意志力推動我們成長的腳步。不斷的告戒我們，你們要積極要求入黨，要勤勉謙虛，要勤奮學習，要努力工作等等。按照父母的教育的目標，我們都一個又一個的相繼讀完了大學，一個又一個的入了黨，除了妹妹反叛加入了民主黨外，我們都成了中共黨員，後來成為中共的中、高級幹部和教授副教授。
其實這時 ，母親真正的境況卻是整日躺在那間草房的土炕上，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忍受著缺醫少藥的拖延，忍受著糙米粗菜對胃潰瘍病的傷害，忍受著孤寂、對姥姥的思念和看不到前景的深深的鬱悶。這些都為後來母親的早逝種下禍根。他們所有的寄託、希望和快樂就是每天無數遍的閱讀我們兄妹六人的來信，支撐著他們捱過每一天。
我們卻真的以為他們很好。我們都太敬業，太粗心了。在他們最艱難的時候卻沒有一個子女放下手裡的「革命」工作，到那座土房探望他們一次。共產黨的革命性掃蕩了我們每一個國人的親情 ，崇尚幾過家門而不入，死了親人也不放下「革命」工作的 「大公無私」。
而對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挨整，我們除了剜心透骨的痛心之外而無可奈何，充其量把這種磨難歸罪為文革派性之下的個人恩怨。因為我們對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一切所作所為早已認可和熟視無睹。我們被這個黨最大限度的培植起極度的奴性，任其宰割的逆來順受，樹葉掉了怕砸頭的漠然置之。可悲的是如此者不僅是我和家人，這已被共黨長期專制教化成為我們整體中國人的一種普遍的國民個性。
而父母的忍辱和無論任何情況下的正面教導，使我失去了分辨，助長了盲從和政治上的無知，變得極左和極其幼稚。直到母親去世前和厄運真正的降臨到我的頭上後，才真正有所觸動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