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6年04月25日】
4月25日，對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奔忙的人來說，不過是春天裡一個普通的日子；但如果把時間拉回27年前，拉回到1999年4月25日，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這一天其實早已不只是某一群人的紀念日，而是中國當代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卻又長期被扭曲、被掩蓋、被迫遺忘的轉折點。
那一天，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前往北京，為的是向中央反映天津抓人事件，要求釋放被拘者，並請求一個正常、合法的修煉環境。從各方後來留下的記載看，這次請願過程安靜、有序，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沒有衝擊，許多人只是默默站在街邊，甚至有人在離開時撿走地上的垃圾。
國際一些人權觀察組織對這段歷史的梳理也提到，當天約有一萬多人沿中南海周邊道路安靜站立，秩序極為整齊；多個回顧材料也都指出，事件最終以總理朱鎔基出面協調、天津被抓學員獲釋而和平收場。
和平請願的轉折點
事情原本似乎可以到此為止。
事實上，若從一個正常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本來應當是一件可以加載妥善處理公共治理案例的事：地方抓人，引發群體憂慮；民眾依法上訪；中央接待代表，了解情況，平息事件。這樣的處理方式，放在今天世界多數國家，都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然而，正是這樣一場和平、克制、毫無政治對抗色彩的請願，三個月後，卻引出一場延續至今的全面鎮壓。
4月25日之後，中共對法輪功的態度迅速轉向全面壓制；到了1999年7月20日，鎮壓正式展開。從那一刻起，中國近27年的歷史，就不能不與這場鎮壓聯繫在一起來看。
因為4·25不是孤立事件。它不是一段被封存於宗教史或信仰史中的插曲，而是中國政治、司法、宣傳、信息控制、社會倫理乃至經濟秩序在新世紀全面變形的一個重要起點。今天人們看到的，不僅是法輪功學員在監獄、看守所、洗腦班、勞教制度下長期遭受的拘押、酷刑、判刑與家庭破碎；外界看到的，更是一個國家為了打倒一群信仰「真、善、忍」的群體，最終把整個制度的底線一起打穿，也把整個社會的人心一起拖垮。
美國國務院、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國際特赦組織等多年來持續記錄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拘押、酷刑、判刑、跨境騷擾與其他宗教自由侵害。這說明這場鎮壓並非中共宣傳中所謂的「搞政治」，而是法輪功學員持續27年和平抗暴、反迫害的歷程，是法輪功學員承受無名苦難，呼喚正義良知的創舉。
1999年4.25日萬人和平上訪的直接導火線是天津事件。4月下旬，天津教育學院刊文批評法輪功，學員前往反映意見，其後部分人被警方拘押，且被告知需到北京解決。之後，附近地區學員自發前往北京請願。
國際人權觀察組織分析認為，中共當局真正感到震動的，並非法輪功修煉群體的存在，而是法輪功學員竟能在沒有任何政黨式組織架構的情況下，如此迅速地聚集大量人員前往北京上訪，而且全程保持高度自律。這讓中共最高層感受到的，並不是街頭秩序的風險，而是對其極權控制邏輯本身的心理衝擊。
這裡恰恰觸及了問題的核心。
極權對自律力量的恐懼
法輪功學員當年之所以讓中共高層感到不安，不是因為他們提出了奪權綱領，不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反對派組織，甚至不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任何暴力資源；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法輪功完全沒有這些東西。這類修煉群體最令中共極權恐懼之處，恰恰在於：它不是靠利益分配維繫，也不是靠權力晉升維繫，而是靠共同的信念、共同的道德追求，以及共同的精神實踐來凝聚。
對一個習慣於以組織線、行政命令、利益驅動和宣傳口徑去控制社會的體制而言，這是一種它無法解碼、也無法征服的力量。人權觀察對北京最終決意「根除」法輪功而非納管或吸納的分析，實際上已經點出了這層制度心理：對中共來說，問題不是這些人做了什麼，而是這些人代表了什麼。
於是，1999年7月20日之後，一場典型的鎮壓運動就此展開，並一直延續至今。
這場鎮壓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在正常的法律框架內運行。後來在美國國會及相關研究中多次被提及的「610辦公室」，正是這套機器的象徵之一。
法輪功案件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於正常法律程序之外，由專門體系進行協調、施壓與處理。這意味著，從迫害一開始，中國的司法就先被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命令徹底摧毀。當法官不再依據法律進行裁判，當警察不再以具體違法行為為抓人依據，當行政系統、單位、學校、街道都要配合所謂的「轉化」與監控，一個國家的法治就已經被根本改寫。
很多人今天談論中國司法失序時，習慣將問題歸結為貪污腐敗、關係背景、維穩需要、地方保護主義或運動式執法，這些現象確實存在，但如果進一步追問：中國的法律底線究竟是什麼時候被真正炸穿的？答案恐怕繞不開1999年。因為正是在那一年，中共向全社會公開示範了一件事：只要最高權力認定某個群體為打擊對像，那麼這個群體就可以被完全排除在正常的法律保護之外。
司法底線的崩壞起點
這個口子一開，後續發生在訪民、維權律師、家庭教會、維吾爾人、藏人乃至一般異議者身上的許多事情，其實都只是同一套邏輯的延伸。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近年的報告反覆強調，中國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與刑事司法持續惡化，這並非偶然，而是有一條清晰而漫長的制度軌跡。而制度失序的下一步，就是信息封鎖與全民洗腦。
在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中共投入大量宣傳資源，把一場和平請願敘述成「圍攻中南海」，把一個民間修煉群體敘述成威脅國家安全的邪惡力量，並藉此為後續的全面打壓鋪設輿論基礎。
從那時起，中國的信息控制體系開始進一步升級。
這場對法輪功的鎮壓運動不僅被中共享來消滅一個特定群體，也被中共享來訓練整個社會接受一種新的政治心理——當國家發動抹黑時，民眾不必核實真相，只需迅速表態；當權力需要樹立敵人時，善良與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被點名。這種宣傳邏輯在後來一系列政治與社會事件中不斷重演。它把中國人的公共判斷力、同情心與道德敏感度一點點磨鈍，直到很多人面對明顯的不公時，第一反應不再是追問真假，而是先看官方如何定性。
繁榮背後的道德坍塌
27年對法輪功的持續鎮壓，往下發展，帶來的是整個社會道德結構的坍塌。
這些年來，許多人把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視為市場經濟的副產品，認為是發展太快、轉型太急、鄉土社會瓦解之後的代價。這些分析不全然錯，但仍然不夠深入。真正致命之處在於，一個國家、一個執政黨中共，不僅默許作惡，更是用國家機器去懲罰善良、鼓勵漠視、獎賞妥協。當一群努力改善身心、提升道德、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被公開打壓，而無數旁觀者被迫學會「別管」「別問」「別替他們說話」時，整個社會就被推進一種集體性的精神墮落。
人們漸漸不再為他人的冤屈感到羞恥，不再對權力的越界感到驚駭，也不再認為說真話、守底線、替弱者發聲是理所當然的事。此時，假貨橫行、詐騙頻發、數據造假、權錢交易、互害式生存等現象，其實都只是果，而不是因。真正的因，是對「善」的打壓被正常化了。這才是中國社會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從這個角度回頭審視中國經濟的所謂「黃金二十年」，那種繁榮本身就帶著深刻的內在裂痕。
這種「繁榮與罪惡並存」的現象，在歷史上並非首次出現，最典型的對照是羅馬帝國。一世紀至二世紀間，羅馬國力鼎盛，疆域橫跨歐亞非三大洲，軍事、法律、建築與商業皆達到高峰，當時的羅馬人相信自己的帝國近乎永恆。然而也正是在這段繁榮時期，羅馬對基督徒的迫害卻不斷升級，從尼羅時期將基督徒當作替罪羊，到德修與戴克裡先時期推行全帝國範圍的系統性逼迫，要求臣民向皇帝與羅馬諸神獻祭，拒絕者則面臨酷刑、監禁與處決。大英百科對這段歷史的梳理指出，羅馬皇帝在感到帝國失序、試圖「重新獲得神的保護」時，反而發動了更有系統的迫害；戴克裡先在303年發動羅馬帝國最後一次大規模迫害，摧毀教堂，強迫信徒放棄信仰。
歷史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在於一個帝國會不會在作惡的當下立刻倒下，而在於它往往會在最繁榮、最自信、最不可一世的時候，悄悄把自己真正的根基掏空。
羅馬的表面繁榮並未因迫害基督徒而立即終止；相反，它還延續了一段時間。但當政治腐敗、軍權失控、財政惡化、社會信仰空洞、秩序崩解等深層危機一一浮現時，人們才看清：帝國真正的潰敗，往往始於道德和精神層面的敗壞。
今天回頭看中國這27年，同樣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相似性：經濟一度高速增長，城市一度繁華耀眼，權力一度自信膨脹，但在這一切表面的強盛之下，卻是對信仰、對善良、對道德自律者的長期打壓。這已不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而是一種正在吞噬國運的深層危機。
2000年之後，中國經濟確實實現了高速擴張；加入WTO後，出口、投資、製造業與城市化共同推高了經劑總量，中國也在2010年前後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同一時期，中國的政治自由與宗教自由並未同步改善，反而在重要領域持續收緊。
今天，外界對中國經濟的擔憂，已不再只是短期波動，而是結構性問題：內需疲弱、通縮壓力、青年就業困難、房地產調整、對出口依賴過深等。路透社4月援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說法指出，中國增長前景面臨內需不足與結構轉型壓力，2026年的增長預測進一步下調，而可持續增長能力正受到更多質疑。失業青年已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結構性危機之一，外界對真實失業情況的評估普遍遠高於官方數字，創下超過50%的驚人數據，中國經濟水平明顯在退回1999年。靠高投資、高出口、高壓維穩共同支撐的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
如果只是經濟放緩，事情還不至於如此沉重。真正的問題在於，今天中國面對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周期下行，而是制度、信心、道德與政治安全感同時衰退。中共高層的清洗與反清洗、派系間的猜疑、防範與報復，使權力機器內部越來越像一台互相咬合卻又彼此吞噬的裝置。
目前中共軍隊最高層和中共中央委員落馬被清洗的人數已創下歷史新高，這在極權政權中也是罕有的情況。在一個缺乏透明、缺乏法治、缺乏可預期交接與問責機制的體制裡，用來鎮壓他人的工具，最終往往會轉回來吞噬自己。這一點，在中共過去十餘年多輪高官落馬中，已看得十分清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年直接參與鎮壓法輪功的政法系統高官，後來在政治清洗中多有覆滅。這些結局既可以用政治邏輯去解釋，也可以從中國傳統的「惡有惡報」的觀念去理解；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們都透著深重的噩運。
如果說制度的崩壞還可以用政治與經濟因素來解釋，那麼另一條同樣清晰、卻更令人震驚的線索，則是這二十多年來參與迫害者自身的結局。
迫害者的反噬與惡報
從2013年之後，中共政法系統出現了一個極為罕見的現象：一批曾經掌握極大權力、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的核心人物，接連落馬。其中，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併兼任「610」系統最高負責人的周永康，被判無期徒刑；曾在地方主政並深度參與迫害的薄熙來鋃鐺入獄；中央「610辦公室」主任李東生被查處；之後，公安部副部長、司法部部長、中央「610辦公室」主任傅政華也被拿下。這些人曾經位高權重，操控公檢法司，決定無數人的命運，最終卻在權力體系內部被清算。
如果只是個別案件，尚可歸結為政治鬥爭或反腐運動；但當同一條在線的人物接連出事，就很難再用「偶然」來解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並不只存在於最高層。據海外持續記錄，包括明慧網的長期統計，在各級「610」系統中，已有大量人員遭遇「惡報」，形式包括判刑、疾病、意外身亡等。早在2016年的統計中，僅被記錄在案的「610」人員遭惡報者就達783人；後續報導顯示，在全國範圍內累計已達數千人之多。
在地方層面，這種情況更加密集。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近年，全國各級參與迫害法輪功的政法委與「610」系統人員中，已有超過2萬人被記錄出現各種不幸結局，包括突發疾病、車禍、猝死、被查處等；僅在某一年內，就有數十名相關官員集中遭遇厄運。
這些案例之所以震撼，不僅在於人數眾多，更在於它們呈現出一種極其一致的軌跡：
．以迫害他人起家，以權力升遷為途徑；
．在高位時呼風喚雨，決定他人命運；
．最終卻在制度清洗、疾病或意外中迅速跌落。
這種「以害人始，以害己終」的軌跡，在周永康、李東生等人的案例中尤為明顯。相關分析指出，這些人正是因為在迫害法輪功中積極表現，才獲得權力資本與政治資源，最終卻也因同一套體制機制而被反噬。
如果用純粹的政治語言來說，這是權力鬥爭與制度清洗；但如果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這更像是一種歷史早已反覆出現的規律——作惡者終將自食其果。
更值得警醒的是，這並不是已經結束的過去，而是仍在持續發生的現實。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官到基層執行者，這條線仍在延伸。當一個政權用整個國家機器去迫害一群遵循「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時，它所釋放的不僅是暴力，更是一種會反噬自身的力量。今天中國官場普遍存在的恐懼、互害與不安全感，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反噬的表現形式。
活摘器官的系統罪惡
這裡不可迴避的，是器官移植行業中發生的非法盜用器官、非法活摘器官的問題。這是最黑暗的一部分。
2019年，由英國御用大律師傑弗裡·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主持的「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在最終判決中指出，強制摘取器官在中國已持續相當長時間，法輪功學員是主要受害來源之一；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相關證詞與近年的材料也持續提及，法輪功學員曾被廣泛報告為器官摘取的受害群體之一。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也有大量專門的調查報告。這些結論的重要性在於，它們使這個問題不再只是流亡社群的控訴，而是國際公共討論的一部分。
一個社會最可怕的，不是黑暗存在，而是黑暗存在得太久，久到人們開始把它當成背景。
這也是為甚麼，4·25到了今天，不應只被視為法輪功群體自己的記憶，而應當是所有中國人都需要共同反思的一面鏡子。
很多人會說，迫害是中共乾的，與普通人無關。這話只對了一半。確實，最高決策、鎮壓命令、系統運作，並非普通百姓所能左右的；但另一半真相是：任何一場持續27年的大規模迫害，都不可能僅靠少數最高層獨力完成。它需要公安抓人，需要法院判案，需要單位表態，需要街道配合，需要媒體抹黑，需要學校沉默，需要同事迴避，需要親友恐懼，以及需要旁觀者在一次次道德選擇前說服自己「別惹麻煩」。
從中國傳統文化裡「天人合一」與「積善積惡」的角度來看，這已不是個人能否完全免責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在長期面對善惡時，究竟站到了哪一邊的問題。
也正因如此，今天中國的困局，不能只被看成政策失誤，更應被視為一種深刻的精神後果。
如果再往文明史深處看，不難發現，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當一個社會真正遭遇重大災難、瘟疫、戰亂、饑荒或國勢衰敗時，最傳統也最深層的反應，從來不只是尋找技術性修補辦法，而是先反省自身、承認過失、向天悔過。
中國古代有「罪己詔」的傳統，帝王遇到天災人禍，往往要公開承認施政失當，反躬自省，祈求上天垂憐。這背後不是迷信，而是一種極深的文明觀——人若失德，政若失道，災難就不只是自然現象，也是在提醒人心出了問題。西方社會同樣如此。美國延續至今的「全國祈禱日」傳統，承接了更早的「禁食、祈禱、懺悔」文化；美國總統艾森豪在1953年的《全國祈禱日》公告中，甚至明確使用了「National Day of Penance and Prayer」 （全國懺悔與祈禱日）的表述，要求人民在國家面對挑戰時，以謙卑之心向上帝祈求引導。
所以，今天中國真正缺少的，恰恰不是更多口號，不是更多維穩，不是更多數據粉飾，而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集體反思。
反思從哪裡開始？就應當從4·25開始。因為這一天所牽出的，不只是一段被鎮壓的信仰史，更是整個中國社會27年來對善惡顛倒、對迫害冷漠、對真相迴避的精神軌跡。
中國今天的經濟困局、官場互害、社會不安、人心惶惑，若只從政策、金融、產業、就業、房地產去談，永遠只看到表層。如果不從道德與良知的層面承認錯誤，不從這場持續27年的迫害中尋找中國走向衰頹的源頭，那麼任何所謂的修補，都只會是把危機往後拖延，而不是讓國家真正走出厄運。
古人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也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這些話未必是現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因果定律，卻包含了文明層面極深的經驗：一個社會若長期獎懲倒置，把好人當敵人，把說真話的人當威脅，把信仰、良知、忍讓與自我約束都視為可被羞辱、可被消滅的東西，那麼它即使一度顯得強盛，也是在透支根基。
羅馬帝國在迫害基督徒時並未立刻崩潰，蘇聯在大清洗時看上去也曾無比強大；但歷史一再說明，靠恐懼維持的秩序，最後最先崩塌的，正是它自己。
因此，4·25的真正意義，並不只在於回顧那一天有多少人到了北京中南海的府右街，也不只在於數算27年裡有多少法輪功學員被抓、被判、被酷刑、被奪去工作與家庭、被迫害致死。更深的意義在於：這一天讓中國走上了一條什麼路？中國為甚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為甚麼經濟繁榮之後是信心衰竭？為甚麼城市高樓林立，卻人心惶惶？為甚麼國家看似強大，卻人人缺乏安全感？答案之一，就藏在這場鎮壓裡。因為從那一天起，中共不只是迫害了一個信仰群體，更是重新塑造了整個中國的政治空氣、法律秩序和道德氣候。
不過，4·25的意義並不只是追述苦難，也不只是等待報應，更在於指出一條仍然存在的出路。
今天，越來越多中國人與世界各地華人已經看清，中共不僅是製造迫害的政權，更是綁架中國、拖累中國、把整個民族推向災難的根源。
根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2026年4月15日公布的數字，全球累計已有4億6033萬9540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同時，由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推動的「End CCP」（打倒中共惡魔）全球聯署，累計簽署人數已達520萬7294人。這些數字本身已經說明，覺醒不是少數人的孤獨選擇，而是在中國巨變來臨前，一股正在持續擴大的歷史潮流。
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在歷史的大清算真正到來之前，最迫切的事，不是對中共抱任何幻想，而是儘快在道義上、精神上、政治上與它切割，不再讓自己的命運與這個作惡多端的體制捆綁在一起。
集體反思與自救之路
退出中共黨、團、隊，不只是形式上的聲明，更是一種表態：我不再承認這個政權代表中國，不再接受這個體制對良知的綁架，不再與迫害信仰、摧毀道德、踐踏生命的罪惡共同沉淪。
這也是為甚麼，對今天仍然身處中國巨大危機中的官員、知識分子、普通民眾而言，脫離中共、拒絕與中共共命運，已經不是抽象口號，而是一種現實的自救。唯有先從精神上擺脫中共，才談得上為自己、也為後代留下一條生路。這不只是對4·25的紀念，更應成為4·25之後每一個中國人面對未來時，不能再迴避的選擇。
今天回望1999年4月25日，人們最該記住的，恰恰是那一天的和平。因為和平本身，照出了後來暴力的荒謬；克制本身，恰好照出了後來鎮壓的失控；而一群想做更好的法輪功學員所遭遇的迫害，恰恰照出了中共體制為何最終一定會走向自我敗壞、自我解體。
對這段歷史，真正有分量的反思，不應只是憤怒，也不應只是悲情，而應是誠實。誠實地承認：中國今天的很多災難，不是突然從天而降，而是長年累積的結果；誠實地承認：對善的冷漠，對惡的默認，最後都會回到每一個人身上；誠實地承認：一個民族若想有未來，就不能永遠建立在遺忘受害者、縱容迫害者、逃避自身責任之上。
4·25到了。 對法輪功學員來說，這是一個紀念日。 對更大的中國社會來說，這應當是一個反省日。不是因為歷史需要口號， 而是因為一個民族若不肯正視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它就很難真正走出今天，走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