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0年03月11日】
清代初年，揚州出了一位非常有才華的青年發明家，黃履莊。他是清代順治、康熙年間人。據他的姑表兄弟張潮記載，黃履莊從小聰明能幹，書讀一遍即能背誦，喜歡「獨坐靜思」。黃履莊七、八歲讀私塾時，他曾雕鑿了一個內含機巧的小木人，這個小木人放在桌子上，只要將桌子一邊抬高，它就能沿著斜面一步步走下來。
十歲時，黃履莊來到了揚州，寄住在他的姑表兄弟張潮家裡。黃履莊在揚州接觸到了當時西方的一些幾何、算數、機械方面的基礎知識，受到了啟發，從而更加喜歡製作各種器物。他製作出來了很多奇巧的東西，令人嘆為觀止。
例如，黃履莊曾製做「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須推挽，能自行。行時，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裡。」從記載中看，他製造的雙輪小車，前後各有一個輪子，騎車人手搖軸旁曲拐，車就能前進，這樣一日能行四十公裡，這是史料中最早記載的自行車。黃履莊還曾經做 「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做「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鳴如畫眉，淒越可聽」。
黃履莊還製作過一個「驗燥濕器」，它的特點是：「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並可預證陰晴。」從這個記載來看，這個「驗燥濕器」與今天的濕度計非常類似。
黃履莊的另一個發明是「驗冷熱器」，據記載，「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彆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只是驗冷熱器的「專書」和實物都已失傳，有人判斷這個驗冷熱器應該就是氣體溫度計之類的裝置。不過現在的任何溫度計都無法「證諸藥之性情」，可見這個驗冷熱器可能還不是一般的溫度計這麼簡單，可能是一件超出現代西方科學理念的儀器。
此外黃履莊的發明還有「瑞光鏡」，這種瑞光鏡可以起到探照燈的作用。其「製法大小不等，大者五六尺，夜以燈照之，光射數裡，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遍體升溫，如在太陽之下。」當時只能是蠟燭、火把之類的光源，凹面鏡的口徑大，它所能容納的光源也就大，這就使人光源強度提高，這樣經過反射形成平行光以後，照在人身上就有「遍體生溫」的感覺，亮度也大大增加了。
黃履莊也製作過「臨畫鏡」和「縮亮鏡」等光學儀器，曾有學者對之描述道：「千裡鏡於方匣布鏡器，就日中照之，能攝數裡之外之景，平列其上，歷歷如畫」，從中看這個儀器應該能起到投影的作用。
為了發明這些機械，黃履莊特地製造了性能很好的彈簧，這些彈簧的性能雖好，但起初製造速度並不很快，為此黃履莊又造了一台專門生產彈簧的設備，能夠批量製造彈簧，揚州附近的工匠聞訊紛紛前來索要，黃履莊十分慷慨，將彈簧免費贈送給他們。
有人說黃履莊是清初的一位愛迪生式的發明家，然而愛迪生的發明是依靠當時的西方科學理論、成果，按照西方科學的實證思想，在助手的幫助下反覆試驗而產生的；可黃履莊的發明智慧幾乎是完全自發的，其智慧似乎並不完全來自人力。據其姑表兄弟張潮記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傅，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賾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為源，而且為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為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知黃履莊不認為自己的發明有什麼奇異，他認為萬事萬物都靠著冥冥之中的主宰才存在著，這才是真正神奇的，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為至奇」；天地之間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是被創造出來的，「天地人物，皆奇器也」。而他正是自己悟到了這種神奇的存在，才擁有了發明的智慧，這種智慧並不是從人間學來的，正如張潮所說「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
我想黃履莊能做出這麼多發明，按他自己說的，最根本的原因來自冥冥之中的主宰。也許他指的是神對他的點悟；也許黃履莊本人就是因為喜愛「獨坐靜思」，而漸漸的能和另外空間中的生命有一定的溝通能力，甚至是直接看到了在另外空間裡本就存在的東西，再通過人中的努力把其在人間複製出來。這也告訴人們，在西方科學之外還有別的發展方法。
黃履莊的發明及著作在歷史上散失了，有人找原因分析說中國文化不好。我不認為如此，中國文化傳承五千年，為甚麼古代都一直能站在世界領先的位置上，這不正說明中國文化擁有強大的優勢與生命力嗎？我認為中國古老文化是神傳的偉大文化，一直都是承認神佛，強調道德，強調靜思靜心的，在這種狀態下，人容易得到神的幫助、指點，從而造出很多好的東西。中國文化的衰弱、失傳也是因為人的道德達不到過去那麼高所致。
現在很多人都在講復興中國文化，我想要復興中國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擺脫「無神論」的思想束縛，真正的重視道德，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退出鼓吹無神論，敗壞人類道德的共產邪黨的一切組織。
（資料來源：《虞初新志》、《曠園雜誌》、《清朝野史大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