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0年05月27日】
寫完《酷刑與牆》，看到聯合國酷刑特派專員諾瓦克教授在聯合國第十三屆人權理事會上，向聯合國提交的世界範圍內酷刑問題總結報告的相關章節，發現他說的關於中國“對於酷刑方法的那些創造力發揮到令人厭惡的地步”，和我寫的《酷刑與牆》表達的內容完全一致。中共利用人們常見的牆就能發明出多種酷刑，這不能不令人瞠目結舌。然而這只是一個很小的方面，中共可以隨意拿來任何東西作為酷刑的工具，包括藥物、天氣、水等等。今天，我們通過另外一個角度，在證明聯合國酷刑專員報告的同時，揭露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使用慘無人道酷刑的情況。
諾瓦克教授在報告中說：“酷刑是對人的尊嚴最殘忍的攻擊之一，也是最嚴重的人權罪……採用壓制、羞辱和懲罰手段，其目的在於改變被拘禁者的人格以達到破壞他們意志。”針對關於對人的尊嚴進行羞辱的問題，我們就從中共對人生殖器官的摧殘來解讀，看看中共是怎樣侮辱中國人的人格和摧毀他們的意志的。
二零零二年，陝西省漢中市六十三歲的大法弟子楊秀蓮被非法綁架，在漢台區看守所，漢台區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長馬平安指示惡警門全秀利用吸毒犯張莉等殘酷折磨她，狠命的向後按楊秀蓮的頭，造成她頸部骨折。幾個惡人強迫楊秀蓮成大字型靠牆站立，兩人分抱兩隻胳膊，兩人分抱兩條腿，還有兩人在下方用牙刷刷楊的陰道，其餘的人排成隊輪流捏楊的乳房，致使其乳頭鮮血淋漓，痛不欲生。
湖北省浠水縣大法弟子楊梅，一九七六年出生。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四日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勞教所。她自訴說：“在惡警程瑜、黃漢華、張曉燕等的唆使下，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開始，勞教人員高林、吳娜軍、應玉容等三人又開始新一輪的施暴，她們把我兩隻手綁在窗框上吊了兩天一夜，脫光衣服用針在我身上到處扎，把熱水袋灌滿開水打臉、打頭、打眼睛、拔頭髮……更下流的是惡徒用牙刷刷陰部、捅陰道，穿皮鞋猛踢陰部……有一次惡徒居然把撿來的兩隻還沒滿月的小貓，放在我身上滿身爬，把它們的頭按在乳房上，那毛茸茸的噁心感覺，至今想起來我還毛骨悚然。”
這是對女性大法弟子生殖器官的摧殘，對男性大法弟子則大多採用電棍電擊陰部，或用針扎的方式等。這是比較常見的。還有另外一些迫害方式更毒辣。
家住上海徐匯區常熟路163弄24號的大法弟子江勇，被非法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進行迫害。他在絕食抗議迫害期間被裸體捆綁在死人床上，獄醫藉口江勇身體虛弱不能正常小便為由，在其生殖器上套上假的膠皮輸尿器，然後在生殖器的根部用橡皮筋紮緊，這樣外人根本看不出迫害的痕跡，用陰毒的方式達到不讓人排尿，讓人全身發脹，膀胱脹痛，最後導致腎臟疼痛的辦法來迫使大法弟子放棄絕食抗議。
不只是大法弟子們遭受到了非人的酷刑，連為法輪功問題直言上書中共最高當局的人權律師高智晟也遭到了這種酷刑。關於對生殖器官被摧殘過程中的感受，高智晟律師描述的很充分。他在《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中這樣記述：
“‘你丫的不是說共產黨用酷刑嗎，這回讓你丫的全見識一遍。對法輪功酷刑折磨，不錯，一點都不假，我們對付你的這十二套就從法輪功那兒練過來的。實話給你說，爺我也不怕你再寫，你能活著出去的可能性沒有啦！’我的下巴被電警棍猛擊一下，打得我疼得大叫。這時，有一根電警棍塞到我的嘴裡，罵聲也一同而至：‘你丫的頭髮怎麼這麼不經糾？看看丫的這張嘴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的，還不是要吃飯嗎？餓，丫的配嗎？’但電警棍塞進嘴裡後並沒有用電擊我。正不知所故，王姓頭目發話：‘高智晟，知道為甚麼沒廢掉丫的嘴嗎？今晚上幾位大爺得讓你說上一晚上。’
“‘甭跟大爺們扯別的，就說你搞女人的事。說沒有不行，說少了不行，說的不詳細也不行，說得越詳細越好，幾位大爺就好這個。大爺們吃飽喝足了，白天也睡夠了，你就開始講吧’。‘操你媽，你丫的怎麼不說呀，丫的欠揍，哥兒幾個上，王頭目大叫’。大約三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毫無尊嚴地滿地打滾。
“十幾分鐘後，我渾身痙攣抖動得無法停下來。我的確求了饒：‘不是不說，是沒有’，我的聲音變得很嚇人。‘哥兒幾個，怎麼搞得呀，伺候了幾天怎麼把丫的伺候傻了？給丫的捅捅“燈”（生殖器），看丫的說不說’。接著，我被架著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在那裡，人的的語言，人類的感情沒有了絲毫力量。最後我編了先後與四名女子‘私通’，並在一次一次的折磨中‘詳細’描述了與這些女人‘發生性關係’的過程。直到無亮，我被抓著手在這樣的筆錄上籤了名，按了手印。‘半年內讓丫的變成臭狗屎。這事兒整出去，你身邊的那些人會像餓狗碰了一嘴新鮮屎一樣高興的。’
高智晟是把他自己親自經歷的感受寫出來了，可是誰又能切身感受到他經歷的痛苦呢？那痛徹人肺腑的性虐待哪能是當事人說清楚的呢？中共就是這樣靠酷刑獲得它想要的一切的。然而酷刑中那種“無助的痛苦與絕望”將在人心底留下深深的烙印！
對人生殖器官的摧殘在對人尊嚴的侮辱性上莫此為甚，但是對人身體其它方面的蹂躪也同樣是令人痛不欲生的。諾瓦克教授在報告中寫道：“中國政府擁有我遇到的最制度化的打壓異議人士的方法。”我們且不說中共是如何的在六一零的總體調度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酷刑虐待的，就勞教所來講，普遍使用酷刑也是得到勞教所內從上到下的配合的。這不只是表現在利用獎金和官職對直接參與迫害的警察的引誘上，而是在使用酷刑的過程中勞教所警察整體協調一致的配合上。我們舉兩個例子。
二零零八年六月，馬三家勞教所為了加劇對大法弟子的迫害，女所經過周密的部署，臨時抽調了兩名有迫害“經驗”又十分殘忍兇悍的女惡警楊玉和董彬參與迫害。董彬把徐慧抻到死人床上，用粘條帶把徐慧受傷的雙手、臂纏在死人床上，捆住雙腳。衛生所護士陳兵用開口器撬開嘴撐至極限，再使勁往牙床上壓，即把開口器狠狠擠壓進牙縫裡再進行灌食。徐慧的一顆牙被撬歪，一顆牙被撬折斷，頭頂的錄音機連續播放謾罵法輪功與法輪功創始人的錄音。每天持續撐至六小時，期間不讓上廁所。此酷刑一直持續了九天。她們一邊殘酷的折磨徐慧，一邊灌搶救的藥物：救心丹和降壓藥。而且救護車就在外面等著，只要出了勞教所的門，人死了就不是勞教所的責任了。所長周勤等相關警察在走廊處等候著。
可以看出，抽調有迫害經驗的惡警以及護士的所為，都是經過勞教所領導的同意而進行的。再往深處說，這種迫害方式也肯定是得到勞教所領導的默認或批准的。救護車從哪裡來？為了加重迫害而使用藥物也無不與整個勞教所系統的使用酷刑迫害有關，更何況勞教所所長及相關警察都在外面等著的事實，這都充分證明勞教所使用酷刑的“制度化”。
事實上，在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進行系統迫害的時候，也就等於同時默許了所有勞教所的警察都可以對法輪功學員行惡。愛爾蘭三聖大學計算機系研究生趙明，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被中國當局非法劫持到團河勞教所進行迫害。
在趙明釋放前夕，團河勞教所仍企圖改變他的信仰。先是兩天沒讓其睡覺，趙明就向紀檢科廖科長反映被剝奪睡眠的情況。當天晚上，趙明遭到五個警察對他的殘酷電擊。這五個警察是：管理科科長蔣文來，教育科科長楊某，教育科副科長姜海泉，和二名“攻堅班”警察。那天他們五個警察先在地上放一床板，用好多帶子把趙明的兩腿、兩腳、身體、頭都綁緊在床板上，綁頭的帶子從牙縫勒過來。然後用六根電棍同時在全身電擊，使趙明全身電麻和劇烈抖動，肌肉痙攣，喘著粗氣，喉嚨很乾，一條腿痙攣。幾天後，勞教局教育處警察徐某到攻堅班問趙明有沒有警察的違紀現象，趙明問他：“五個警察用六根電棍電我，你認為這事怎麼樣？”他說：“這是嚴重違紀。”但緊接著又說：“你有什麼證據嗎？有別的勞教人員在場嗎？”後來乾脆直接抵賴：“攻堅班一共才三個警察，不可能有五個人啊。”最後毫不遮掩的進行威脅：“你要是不怕自己解教受影響，你就說，我就給你作筆錄。”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制度性迫害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說，任何一個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監牢裡所受到的酷刑都有幕後的黑手在指使，這個黑手就是中共對法輪功學員進行系統性迫害中執行迫害的人物。而且這些迫害者，無論其是否直接參與，也都在互相遮掩。
我們揭露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為了制止迫害的繼續發生。儘管我們面對迫害的真相時大都不忍卒讀，感到那令人窒息的邪惡太過毒辣和陰狠。可是我們無論如何設身處地都體會不到法輪功學員在酷刑中的煎熬，那是切身的撕裂和心靈的刀割，當人全身心都被這種痛苦包圍和浸透時，那是什麼感覺？他人是不可能體會得到的。
諾瓦克教授對此也感到非常的悲痛和震驚，他在報告中寫道：“即使全面徹底地詳細列舉出所有酷刑的手段，仍不能表現出受害人當時遭受的可怕經歷，對於每種酷刑手段進行單獨深度研究分析很有必要。我想強調的是酷刑受害人遭受的那些無法抵抗的虐待的殘忍性，令人極為震驚。”
但願聯合國酷刑專員的震驚能震醒身處迫害之地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