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6月29日】
第二節 分權法制
三省合議
唐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三省六部制。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政令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後詔書才成為朝廷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此三機構分工合作、互相制約的制度稱為“三省合議（駁議）制”。其最突出點即是立法、審查、行政“三權分立”。太宗規定自己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保證詔令可行性，及時發現錯誤並糾正。
太宗注重法治，“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公平》），法律制定後，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劃一和穩定。
審慎法令
鑒於隋煬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之教訓，太宗主張“寬簡刑政，審慎法令”。房玄齡等人受詔修定《唐律》，他本著太宗“務在寬簡”精神，擬定律文五百條、刑名二十等。與隋朝舊律相比，減去大辟（死刑）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者七十一條，而且改絞刑為斷右趾，取消鞭背酷刑，其餘刪繁就簡，改重為輕者甚多。後來長孫無忌對唐律作了具體說明，編成《唐律疏議》一書。
太宗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則反覆思考，慎之又慎。唐制規定，判死刑，在京城要在兩日內五次復奏，在各州要三復奏。他說：“人死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極佳，犯法人少，被判死刑者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者二十九人，幾乎達到當時社會治理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甄權，隋末唐初著名醫學家，善於針灸。公元621年，太宗平定河南，派李襲譽出任潞州地方官。甄權作為醫生也成為李襲譽隨行徵士之一。貞觀初年時，李襲譽官拜少府監。太宗命他主持將甄權之《明堂人形圖》加以校訂、充實，且經甄權審定。貞觀五年，官方修訂圖文並茂之《明堂針灸圖》完成，並呈太宗御覽。
太宗仔細看罷《明堂針灸圖》，發現人體胸、背部為五臟經脈穴道集中之處，而臀部穴位則較少。太宗由此想到，鞭打刑法中，在隋唐時有五刑，分為死、流、徒、杖、笞，其中笞刑最輕，以竹板或小荊條抽打背部或臀部，從十下至五十下，分為五等。笞刑雖然最輕卻隱藏危險，鞭背有可能將犯人誤打致傷殘或死亡。因此，太宗為避免打死罪犯，下令以後官衙行笞刑時只可打臀部，不可以打胸、背部。自此之後，公堂之上責打犯人皆只棒打臀部。
死囚守信
貞觀六年十二月末（632年），太宗在視察關押死刑犯監獄時，想到年節將至，這些犯人卻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團圓，心生憐憫，於是下令把這些已判死刑囚犯釋放回家，但規定他們明年秋天必須自行返回長安就刑。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時間一到自動回來受刑，似乎天方夜譚！然而，出乎人們意料，貞觀七年（633年）九月，三百九十個死囚在無人監督、無人押送情況下，“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以誠信教化、感化眾生，即使死刑犯人亦為之感化，奉守信譽，自願返回受死。太宗最後對這些死刑犯人亦予減刑處理，傳為千古美談。
第三節 立國治本
為政務本
太宗《政本論》：
“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為疆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至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眾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備，目睹此輩，何得不誡懼乎。”
其大意為：管理國家最重要者為注重國之根本。如本國不安定，他方有助，亦不會有益處。隋煬帝篡權之初，國力強盛，但他棄德，窮兵黷武，自取滅亡。近說頡利，也算強大，得意洋洋，禍亂來臨，喪權失國，降於大唐。葉護可汗亦是如此。我雖不能遠慕堯舜禹商湯等之治，目睹眼前這些教訓，怎能不警誡呢?
置官貴精
貞觀元年（627年），太宗對房玄齡說：官員貴精不貴多。濫竽充數官員，如同畫地作餅，徒勞無益，請你們認真想想這個道理。要編定官員職數，據此裁汰官員。房玄齡立即行動，將全國文武官員定編為六百四十人（此前為二千多人）。《新唐書‧百官志》載：“太宗省內、外官定製為七百三十員。”“省內”是指中央部門，“外官”是指地方要員。
國策需法律制度保證。《唐律疏儀‧職制》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後人知而聽者，減前人置等一等；規求者為徒坐，被征者勿論。”唐朝對中央和地方，通過編制“職員令”，實施官吏總量限制。如果設置官署超編以及不應設置而設置，就要動用刑法。超編一人，打長官一百大板；超三人，罪加一等；超十人，處徒刑二年。後任官員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聽之任之，比照前任罪行減一等查處。對於違規求官人，處以徒刑。被迫違規做官者，不予處罰。依法行政，太宗成功解決官吏數量問題。
除解決官吏數量，太宗對官吏品德質量同樣極為重視。貞觀三年（629年），太宗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選擇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說會道，而不察其品行。否則，數年之後，其劣跡彰顯，雖處其刑罰，但當地百姓卻已深受其害。“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貞觀六年，太宗對魏徵說：用人之難在於識人。用了正人君子，則好人能得到勸勉；用了惡人，行為不端之人就會爭相鑽營。“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法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
太宗專為作官之人寫下《禁官人違律詔》，禁止官人違反法律，要奉公守法，如違法，點名通告。“朕恭膺寶命，撫臨率土，永鑒前王，憲章典故……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乖違者，仰所司糾劾，具以名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