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7月05日】
第二節 統一經學
在太宗大力宣倡下，唐初士僚教育之興達到前所未有的盛況。然徒具教育結構，缺乏教育內容，與太宗的旨意大相逕庭。太宗決定完成經學統一。他的參與使唐初經學研究體現出大一統時代之規模和氣度。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而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
考定五經
唐初經學統一分兩步實施：考定五經，並為《五經》正義。
第一步，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主持統一《五經定本》。
五經指《詩》（《詩經》）、《書》（《尚書》）、《禮》（《禮記》）、《易》（《周易》）、《春秋》。《樂經》已失傳，故通常稱“五經”。
這六部古籍多非孔子所著，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做了一些刪減整理工作。《易》乃一部淵源邃古、博大精深之作，源於河圖洛書，始於伏羲時代。《易》原有三種版本，《連山》、《歸藏》和《周易》，成於不同朝代，周代則叫《周易》，揭示了一定高層宇宙空間對應人類社會變化之道。《尚書》是周王室外史所藏記敘上古先王天命神授之書。《詩經》，是華夏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先聖神跡被記載部分。《周禮》是周王室宗伯管理之典章制度。《春秋》是先秦人們對史書的通稱，後人整理成《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等。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先於孔子之六經，記述堯、舜、禹等聖王先皇天賦神授的天命君權及相關的祥瑞。至春秋，孔子及其後人所稱的“孔儒學說”則不講高層神言、大道之理，採用低層“中庸學說”。
老子《道德經》中闡明“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儒的“仁、義、禮、智、信”已是離神愈遠後道德下滑之產物。這也是人類社會成、住、壞、滅規律使然。
古聖皇時代留下的古典文獻，是中華文化的經籍和精髓，並非“孔儒”所創立。孔儒奉其為經典，卻無法獨據己有。正如古時儒生也要打坐，靜心調息，卻不能稱這些修煉基本動作為“儒教方法”。
是故，秉承中華傳統的聖皇漢武帝、唐太宗等，總要重新整理五經，回復堯、舜、禹等聖皇留下的中華道統，清除歷朝歷代各家各派包括腐儒、小道、地上佛等的干擾和破壞。
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詩》、《書》、《禮》、《易》、《春秋》這五部書宣布為經典，稱“五經”，同時把失傳的重要史實如符瑞、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神言神跡等，重新放回《五經》。漢武帝所定《五經》，補充宇宙高層神、道事實，大大超過孔儒涵蓋範圍。這是歷史上一次將偏離的文化方向撥回神傳軌跡的重大事件。
“隋季版盪，庠序無聞，儒道墜泥途，詩書填坑阱。”（《舊唐書‧蕭德言傳》）顏師古統領《五經》版本的統一任務。顏師古少承家業，博覽群書，精研訓詁，有著極深厚的經學功底。顏師古利用秘書省大量藏書，悉心校定，歷時兩年多，完成了《周易》、《毛詩》、《尚書》、《禮記》及《左氏春秋》等《五經》的刊定。
太宗對此本非常重視，特請宰相房玄齡召集諸儒“討論得失”。由於諸儒並非同一學派，一時異端蜂起，眾說紛紜。顏師古對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嘆服而去”，唐太宗對此也稱善久之。貞觀七年十一月，唐太宗“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於是，顏師古校定的《五經定本》頒行全國，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五經定書》解決了經有數家、無所取正的經史混亂狀況，實際上是對魏晉以來五經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五經》正義
統一經學第二步，太宗命經學家孔穎達主持為《五經》正義。
“正義”者，即將偏離本義的東西進行辨別，歸正真正含義。整理《五經》義疏，是針對“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解經混亂所行，統一對原始經典的理解。孔穎達精通《五經》，對南北經學有相當的造詣。孔穎達等二十餘位名士奉敕編撰《五經正義》，疏解則多據南北朝以來的釋文。孔穎達以北學出身卻在《五經正義》中多用南學，就是奉旨為學、避免己見、持守本原的嚴謹做法。
各經大多依據自古以來，特別是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朝多家注釋整理刪定而成，“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
“秘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說，行己所注。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舊唐書》卷七十四《列傳第二十四》）可見，當時的經學義疏是嚴守章句，不允許隨意請廢內容，以保證經書之正宗和純淨。
經過兩年努力，一部長達一百八十卷的《五經義贊》於貞觀十四年二月編成。此舉並非簡單重撰孔子所整理之六經，而是糾正漢及六朝以來走入沒落的經學頹廢局面。書稿最後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對孔穎達這一工作十分讚賞，曾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舊唐書‧孔穎達傳》）
不過，太宗以為“義贊”之名不夠確切，特下詔改為《五經正義》，並交付國子監作為教材。《五經正義》被太宗稱為不朽之作，在於它綜合古今，考定異說，定義疏為一尊，神言神跡，以道釋儒，以《老》解《易》；並加入讖緯書中對宇宙天體層次認識，以緯疏經，經緯互證。其書符合了太宗正文化本、清文史源的深謀遠慮，其對保護中華經史正傳、文化內涵正統之高瞻遠矚，無人可比擬。
《五經正義》這套皇家“教材”的最大特點，是學問、歷史、作文、為人、道德、求仕、做官的全方位知識融為一體。大道至簡至易，充分體現了太宗的風範。
《五經正義》卷帙浩大，貞觀末年博士馬嘉運等人對其進行修訂，永徽四年三月才告結束，頒行全國，作為欽定教科書。此後直至宋代，明經取士，其經義皆以此為準。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又詔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這些人不光都是歷代大學問家，很多更是通曉天文、易理、十家九流之異人，大道修煉有成者。太宗不囿於經學門戶派別之見，不論今文、古文、鄭學、王學、南學、北學，都同等視之，融天貫地，恢弘大度以待。
漢唐相承
漢武帝曾問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漢書‧董仲舒傳》）
太宗亦昭明理想：“朕聞天大地大，首播黎元；媧皇燧皇，肇恭元菉。是知施生為德，處崇高而不言；亭毒攸資，委欽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運相遷，休烈存乎典墳，至道流乎雅頌。歷茲十代，咸宅九州，逖聽風聲，抑可知矣。其有仰齊七政，俯會百神，察靈眷於祥符，報元功於昭告，莫不罄情梁岱，繼踵雲亭。對越兩儀。盡先聖之能事；揚蕤三統，垂曩哲之尊名。懸鏡天衢，罔不繇於此也。”（《封禪詔》，見《全唐文》卷八。）
這哪是政權之憂，而是天人感應！是漢帝國、唐帝國新文化理想的詢天開示之問！是不負皇天重託的錚錚表白！
面對中華文化思想構建這一巨大工程，漢武帝立經學於官學。漢時《五經》的最大特點是漢朝官方以“讖緯”解經。讖緯是讖書和緯書合稱，顯於兩漢。《說文解字》：“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雒所出書曰讖。”《隋志‧經籍志》載：“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
唐時《五經正義》，有全依讖緯解經處，認為讖緯有和經相同的可信度；又有以讖緯為可疑，批評其虛妄而“略之”處。不僅有用以說明神異出生，更有加強宣示受命祥瑞的部分，所以是精心鑑別篩選，為疏解經書達到最佳效果有選擇地利用各代註疏。
唐太宗刊定《五經定本》及《五經正義》，其規模更甚於漢。唐太宗身為皇帝，親手促成了經學統一。《五經正義》使唐代經學達到了空前統一局面。漢魏以來紛雜師說一掃而空，經學史上由來已久的宗派門戶之爭，如今古文之爭、鄭王學之爭，以及南北學之爭，都隨之結束。經學的傳統研究遂成定局。
漢武唐宗一脈相承，藉助重撰《五經》，重塑中華民族思想、道德、理念，確立中華文化本質和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