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借古喻今 廣集人才保大唐

劉豐


【正見網2016年08月23日】

唐朝之所以輝煌,與唐太宗的治國策略是緊密相關的。他曾與蕭瑀談論隋朝之成敗,得出治理國家的方法。

貞觀四年,太宗問大臣蕭瑀:“隋文帝是一個怎樣的君主?”蕭瑀答說:“他是一個勤於政務,遵從禮儀,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處理政務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與他一起坐談國事,宿衛之士,廢寢忘食,他雖然說不上仁義開明,卻也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君王。”

太宗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雖然性格謹慎周密,但內心並不能明察秋毫。心裡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錯誤,即使小心謹慎卻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來是靠欺騙前朝皇帝的遺孤寡婦,奪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總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個官員,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斷決定,勞神費力,儘管日理萬機,最終卻事與願違,而且事情也不是都處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雖然知道這點,卻不敢指出來。丞相以下的官吏,處理政務都只是敷衍應對。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樣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頭萬緒又變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奪。只有將政務交給百官商議,由宰相籌劃,事情才會穩當,才可以奏請皇上,下令天下執行。只靠一個人殫精竭慮是不行的。如果一天處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這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何況還有更差的呢?而日積月累,長此以往,錯誤必然更多,國家不滅亡才怪!為什麼不廣泛地任用賢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關注政事,嚴肅法紀,誰還敢胡作非為呢?”

唐太宗於是下令,凡是詔策有失誤的地方,官吏必須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聖旨上的意思辦事,必須盡到一個做臣子的職責。

原文: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 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 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 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 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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