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8月23日】
唐朝之所以輝煌，與唐太宗的治國策略是緊密相關的。他曾與蕭瑀談論隋朝之成敗，得出治理國家的方法。
貞觀四年，太宗問大臣蕭瑀：“隋文帝是一個怎樣的君主？”蕭瑀答說：“他是一個勤於政務，遵從禮儀，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處理政務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與他一起坐談國事，宿衛之士，廢寢忘食，他雖然說不上仁義開明，卻也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君王。”
太宗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雖然性格謹慎周密，但內心並不能明察秋毫。心裡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錯誤，即使小心謹慎卻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來是靠欺騙前朝皇帝的遺孤寡婦，奪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總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個官員，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斷決定，勞神費力，儘管日理萬機，最終卻事與願違，而且事情也不是都處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雖然知道這點，卻不敢指出來。丞相以下的官吏，處理政務都只是敷衍應對。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樣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頭萬緒又變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奪。只有將政務交給百官商議，由宰相籌劃，事情才會穩當，才可以奏請皇上，下令天下執行。只靠一個人殫精竭慮是不行的。如果一天處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這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何況還有更差的呢？而日積月累，長此以往，錯誤必然更多，國家不滅亡才怪！為甚麼不廣泛地任用賢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關注政事，嚴肅法紀，誰還敢胡作非為呢？”
唐太宗於是下令，凡是詔策有失誤的地方，官吏必須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聖旨上的意思辦事，必須盡到一個做臣子的職責。
原文：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 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 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 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 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