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10月29日】
慈悲偉大的師父好！
同修們好！
我是舊金山灣區的大法弟子，一九九七年得法，算是得法多年的老弟子，但是執著心較多，修煉中提高比較慢。非常感謝師尊和同修們給我今天這個機會，把自己在修煉和講真相中遇到過的問題和得到的教訓做一個總結，希望從我摔過的跟頭和走過的彎路中得到提高，從而在今後的修煉和講真相中做的更好。
一、放下常人的觀念
我在一九九七年得法之前，是一個體弱多病的人，患有尿崩症等多種內分泌失調的疾病。現代醫療的診斷是下丘腦神經垂體部位腫瘤，需要通過腦部手術進行治療。問題是，CT、核磁共振等各種現代檢測手段都用了，就是找不到腫瘤在哪。由於當時為我下診斷的是加州史丹福大學附屬醫療中心的內分泌專家，算是世界頂級內分泌專家下的診斷，所以後來不論到那個醫院，醫生都持相同的看法。所有的醫生都一致認為：現代檢測手段發現不了腫瘤的原因，是腫瘤還太小。所以後來的醫生們都重複的做一件事，就是每隔一段時間就讓我到醫院去做一次核磁共振。他們都說，只要腫瘤再長大一點，就可以被發現，然後就能進行外科手術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師尊在舊金山美生堂講法，我有幸聆聽了師尊的講法，從此走上了修煉的道路。剛開始的那兩年，煉功煉的很勤，但學法跟不上，對法的理解都停留在很淺的層次中。我在得法之前，因為患有嚴重的尿崩症，後來雖然經過多方治療，身體有了好轉，但日常生活中身體仍然處於一定的脫水狀態。而處於這種狀態的後果就是，人不能呆在熱的地方。比如說，夏天八十多度（華氏）的正常天氣，如果在室外的椅子上坐上十來分鐘，即使什麼都不做，心跳也會達到每分鐘一百六十多下。時間稍微長一點，就有可能進入昏迷或半昏迷狀態。所以，我夏天都是從有空調的家出來，到有空調的車，再到有空調的辦公室，整個夏天都離不開空調。一九九七年開始煉功後，雖然不再服用藥物，但我一直不自覺的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習慣： 夏天離不開空調，炎熱的時候更不會到戶外去活動。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和江澤民集團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迫害。當時，灣區一位不會講英文的老年同修找到我，說：我們一塊去華府、去美國國會請願吧。他說完看我有一點兒猶豫，又說：我不會講英文，訂機票、訂旅館、還有這一路上的與人打交道，都要靠你了。我一聽感到義不容辭，就答應了下來。於是，我請了假，買好機票，與那位老年同修一起踏上了去DC的路程。
我至今還記得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們到DC的那一天，天氣預報是氣溫華氏九十七度，濕度百分之九十七。當時我已煉功兩年多了，雖然還不自覺保留著夏天不去熱地方的習慣，但思想中早已忘了病這回事。我們到DC後，叫了一輛計程車，從機場直接就到了國會門前的草坪。當時正是午後，驕陽當頭，熱的象火一樣。我下車後，突然腦子裡想起來了：自己是不能來這種炎熱的場合的。完了，自己怎麼把這麼嚴重的一件事給忘了呢？怎麼得了？當時所有在國會請願的學員都在國會門前的草坪上冒著烈日打坐，煉第五套功法。我當時挺不爭氣的對那位老年同修說：國會到了，你快去吧。看著他往草坪走過去，我轉身就往草坪旁邊的一棵大樹下走，想著到樹蔭下躲一躲太陽。可剛走到樹下，就碰到了另一位老學員。他對我說，你大老遠的來了，躲什麼，還不快去煉功。我一看躲不過去了，當時把心一橫，想：好吧，反正也來了，今兒我就死在這裡吧。
說來也奇怪，我在那之前因為身體脫水，已經有八年身上沒出過汗了。再熱的天，別人汗如雨下，可我即使熱到中暑昏倒身上也不會有半點汗星子。可那天我在國會門前的草坪上一坐下來，不到半分鐘，就全身大汗直淌。八年沒出過汗的我，淚水和汗水一起湧泉而下。我確切的知道：我好了。
後來回想起來，其實我當時並沒有完全領悟那整個過程的全部涵義。雖然那個過程讓法輪大法的美好在我的心裡紮下了根，但我的領悟還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層面。僅僅認識到自己身體上的變化，卻沒有領悟到自己由於學法不深，已經被自己的舊觀念阻擋了相當長的時間。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隨著師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再回頭看那段過程，我更深的體會到：不斷學法，不斷突破自己在常人中學到和養成的舊觀念，是在修煉中不斷前進的關鍵。
二、放下常人的觀念不等於在講真相中忽視常人的想法
一九九七年以後， 我們按照師尊的教導，開始在美國向主流社會講真相。二零零零年下半年，我找到我所在縣的人權委員會，向他們講了法輪功在中國被中共迫害的情況，他們都深表同情。很快就建議縣參事會為法輪功團體舉行聽證會，了解法輪功被迫害的情況。我們當地的佛學會和學員們紛紛行動，聽證會那天，佛學會的協調人帶頭髮言，講述了法輪功被迫害的情況，還有其他的灣區學員講述了自己修煉後的收穫，用自己的體會證實法輪大法好。縣參事會在聽完了同修們的發言後，於二零零一年一月通過了一項對法輪功人權表示支持的議案。
那次的事情之後，我認識到去各個縣、市的人權機構去講法輪功如何被迫害是個講真相的好辦法。於是，我開始在灣區所有設立了人權機構的縣、市去講真相，還在加州全州的人權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講真相。有一次，我在加州的人權聯席會議的小組討論上發言講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為了舉例說明法輪功在西方社會受到的支持，我以我所在的縣通過的議案為例，說我所在的縣就很支持法輪功。沒想到我的話音沒落，我所在縣的人權委員會負責人就站起來糾正我，說：我們不是支持法輪功，而是反對迫害法輪功。我當時聽了他的話，一下就愣住了。面對著一屋子的各級和各類人權機構的工作人員，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這位人權委員會的負責人，早年是一位牧師，後來在政府的人權機構裡做了很多年的人權工作。一輩子領養了十四個孩子，是我眼中一位很有善心的好老頭。他也是在縣裡帶頭支持法輪功反迫害的人士，可他為什麼會那樣說話呢？問題出在哪裡呢？
遇到問題向內找。我靜下心來，開始從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也是一個講平等的國家，政府不會專門去支持任何一個精神信仰的團體。但是從信仰自由的角度出發，卻會反對對任何信仰團體的迫害。當時在那個會議上，還有其他好幾個不同的宗教團體，而我卻把反對迫害法輪功解釋成支持法輪功，在座的其他宗教人士聽了，就可能產生誤會。所以作為政府人權機構的負責人，他當然要出面澄清立場。
師父說：“你老是慈悲的，與人為善的，做什麼事情總是考慮別人，每遇到問題時首先想，這件事情對別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對別人有沒有傷害，這就不會出現問題。”[1]對照師父的話，我體會到： 放下常人的觀念不等於忽視常人的想法。在講真相救人，特別是對主流社會講清真相的時候，花一點時間了解西方社會的文化和觀念，對我們加快講真相救人，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那件事過去許多年後，回首再看哪一段經歷，我更深深體會到師父無與倫比的大慈大悲與大智大慧。我的認識是，在迫害開始之前，大法弟子的責任是洪揚大法，幫助眾生得法修煉。迫害開始之後，大法弟子讓眾生明白真相，反迫害就是得救的希望。舊勢力用一場迫害把眾生得救的標準提升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表面上看是為宇宙的未來嚴格把關，但實際上卻毀了眾生。師父講：“我不計眾生歷史上的一切犯的過，只見正法中這個生命對大法的態度。”[2]我的理解是，眾生能夠明白真相，在迫害中認同大法好，分清是非善惡，慈悲偉大的師尊就會讓眾生得救，師父用慈悲和智慧否定了舊勢力的安排。我體會到：師父為了敞開大門救度眾生，門開的都沒門了，而我在講真相的時候，有時卻會有意無意抬高了救人的門檻，讓眾生進不來。這些表面上看似無意的事情，本質上還是我的慈悲心不夠，學法和修煉跟不上的原因。
三、善用常人的觀念，找到更有效的講真相方式
二零零八年，我有幸開始參與到推廣神韻的講真相項目。我的工作是到各個社區去推廣神韻。一開始，我就感覺到了這個項目的壓力：神韻在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是什麼，在我的腦袋裡也是一團霧水，不清不楚。
我是八十年代在國內大學畢業後來美留學的。我讀的雖然是工科，但我從小就對歷史感興趣。中學和大學期間花過不少時間讀中國歷史。當然，用今天的眼光回頭看，那個年代在國內學歷史就是稀裡糊塗的讀，亂七八糟的看。腦子裡雖然裝了一些歷史故事，同時也灌進了一腦子黨文化。《九評共產黨》出台後，在推《九評》的過程中，通過學習和探討，我腦子裡的黨文化得以清洗。但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仍然是個空白。知道自己民族的歷史，卻不懂自己民族的文化，這是我們在共產主義體制下長大的這幾代人的悲哀。自己啥也不懂，還要去向西方人講，這不是糊弄人嗎？怎麼辦呢？
講真相是不能等，也不能靠的。為了能夠對神韻項目負責，我決定自己補課。我到中文書店買來一些中華傳統文化的經典古書和有關的一些專著。我是一九七九年入大學讀書的，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由於文革的倒行逆施，古文的底子都差得夠嗆。在購買書籍時，為了避免黨文化的污染，我特別注意購買由台灣學者撰寫的著作。就這樣，花了大半年的業餘時間讀了這些書。在讀書過程中，我牢記真善忍的法在不同層次有不同的顯現，牢記東西方正統文化和歷史的發展是一台歷史大戲。通過中華神傳文化這個角度來喚醒眾生內心的期待。就這樣，經過半年多時間的惡補，我的頭腦中對傳統文化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
二零零九年，我們得知洛杉磯學員到各個社區去用幻燈片進行演講的經驗，還得到了他們的一套幻燈片。為了加快在主流社會推廣神韻，舊金山灣區的大法弟子也成立了演講團隊。大家在一起交流，集思廣益，很快我們的演講就開始全面推開。
現代社會是一個快節奏的社會，一般的演講都是二十至二十五分鐘，然後再留幾分鐘的時間回答問題與現場互動。這麼短的時間要講五千年的文化、講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破壞、還要講神韻，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就是時間的掌握。怎樣才能用最短的時間把要講的都講了呢？我想到師父在講法時用的釋迦牟尼洗澡的例子。一個短短的故事，不但講清了佛家如何對待殺生的問題、也講透了佛家空的真正涵義。我想到：既然東西正統文化都有著真善忍的共同源頭、既然西方人的血脈中沉睡著當初結緣時留下的記憶，那麼，東西方正統文化之間就是有橋樑的。既然有橋樑，那麼用一些簡單的例子進行溝通也許會更為容易。我開始做這方面的嘗試。
比如說，西方文化講博愛、重視家庭、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我在演講中會首先談到孔學中的忠與孝，解釋忠的涵義是“孝天下”——把天下的人當作父母來孝敬。然後我會放一張神韻演出花木蘭的劇照，簡單介紹木蘭的故事之後，我會說：木蘭代父盡忠，這是孝天下，也就是博愛。打完仗有了功勳，她不要皇帝的高官厚祿，寧願回家孝敬年邁的父親，所以在木蘭的心目中，家庭是擺在第二位的。接著我就會問聽眾一個問題：在木蘭這個故事中，最不重要的是誰？許多腦筋快的聽眾會靈光一閃，回答說：是皇帝，是政府。簡簡單單的幾句交流，就能點燃眾生血脈中沉睡的久遠記憶。在實踐中我認識到：要做到善用常人的觀念講真相，智慧，只能從法中來。
四、學法、和發正念是做好講真相工作的最大保障
在長期的講真相的工作中，我意識到，我有很強的做事心。喜歡做事、愛做事、有事做就高興、沒事做的時候就感到無聊。沒事做的時候也不能抓緊時間學法，完全是一種常人的想法。我的這種心態持續了很長時間。由於學法和發正念跟不上，我在講真相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干擾。剛開始推廣神韻的時候，我就開始便血，後來通過發正念好了。後來又身體出現嚴重的不適，有好幾次神韻演講我是拄著拐杖去的。有一次，有一個大型演講的機會。舉辦方在希爾頓酒店聚會，出席者有一百六十多人。我們演講團隊的協調人也很重視，當天專門和我同行。在路上我就開始受到干擾，嘔吐、出冷汗、感覺象虛脫了一樣。我當時還是常人的想法：頂一下，過去就好了。但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同行的協調人正念很強，立即用電話聯繫同修集體發正念。就這樣，當我們到達酒店的時候，我已經基本恢復正常，總算是有驚無險，沒有耽誤講真相。
師尊說：“你不學法你怎麼能做這件事情啊？你說我能。憑著人的狡猾的思想、機智去做，你保證做不來的，為什麼？你在常人中做生意、工作上的事可能都行，就這個事不行，因為你講出的話沒有能量，不在法上。你要救他，你講出的話消不了業、去不了他的執著，你怎麼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個修煉人，你講出的話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見、執著，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能抑制住他當時思想中不好的那些個搗亂的東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種環境講真相”[3]。
師尊的講法讓我認識到我在修煉中提高不上去的根子上的問題：修煉的目地不純。成為大法弟子後，我的病好了；思想境界得到了昇華；解決了許多人生中讓我感到困惑的問題；甚至覺得自己視野高了，看問題更透徹了等等。不錯，這些提高和昇華是大法帶給我的美好，但對這些昇華的滿足則反映出了我修煉中根子上為私為我的執著。自己因為有一些常人中的能力，有幸參與了一些大法救人的事情，並為此而沾沾自喜，覺得這是自己前世的緣份。但卻不能時時在頭腦中清醒的認識到這些能力是師尊賜予的、是大法賦予的、是為了完成正法時期的救人使命而給予的。這種根子上為私的執著讓我把救人的使命當成了常人的工作，出現人到心卻不到位的現象。我參加的許多項目比如神韻、媒體、和對主流社會包括政府講真相的工作都是深度講真相的工作，需要長期的耐心、細心、和毅力才能有效果。而這些耐心、細心、和毅力都必須來源於一顆無私無我的救人之心。而我由於骨子裡對私的執著，造成救人時的正念不足。碰到困難有時會想：反正真相我告訴你了，退不退黨你自己說了算、幫不幫助我們反迫害是你的決定、來不來看神韻是你自己的事等等……事情雖然做了，但做工作的時候由於心不到位，加上學法和發正念都跟不上，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如師尊所講的：“講出的話消不了業、去不了他的執著”[3]，從而達不到救人的目地。
回顧過去多年講真相的經歷，由於自己學法、修煉和發正念抓得不緊，很可能已經耽誤了不少讓眾生得救的機會。讓我們加強學法，發正念，共同努力，把握住救度眾生的最後機會。
謝謝師尊，謝謝各位同修。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三》〈大紐約地區法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經文：《二零一六年紐約法會講法》
（二零一六年舊金山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