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8年10月22日】
一、劉宴理財有道，互通有無，人心大快
唐朝劉宴，任轉運使時，安史之亂剛剛平定。兵火之後，百廢待舉，國庫空虛，急需籌措。劉晏身負重任，而信心十足。他理財有道，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他以重金招募善於走訪、信息靈通的人．各處設立聯繫驛站，考察收集四方物價，許多邊遠地區的行情，用不了幾天時間，即可得到。他根據所掌握的信息，組織力量。對各種物產，買賤賣貴，調濟有無，既充實了國庫，各地產物又減少了積壓，克服了貴賤、盈虧的弊病。方便了四面八方、各地的需求，做到了互通有無，人心大快。
二、王者愛民，不在賜與，而在富民
劉宴認為，國家關心災民，不在賞賜糧食財物。而是幫助他們恢復生產，幫助百姓耕耘、紡織。要助民致富！一般年成，正常收稅，荒年就要適當減免。他在各州縣設立知院官，責成他們每十天、一月，及時據實匯報民情，查清豐欠形勢。掌握確實情況，責令主管官員，予先制定「取豐補欠」的計劃。這樣，百姓未等困難來臨，已早有準備，民心不慌。但有人指責劉宴，說他不重視救災。這顯然是不對的。善於處理難題的人，是儘量不使難題釀成；善於救災的人，是儘量不使災情發展到非國家用財物救濟不可的程度。這叫防患於未然。賑災發放的物資少，災民不能得到滿足；發放的多，耗費財力。國家又承擔不起；免強多發放，又得加重賦稅。同時賑濟中，又有人鑽空子：官吏狼狽為奸，而災區又強者多撈，弱者少得。上述流弊，雖嚴刑厲法，也難以杜絕。災區最缺乏的是糧食。但還會有其它產業。國家以低價賣糧給災民，同時收購災民的雜貨，轉賣它處，或國家留用，於國於民，都有好處。還要幫助災民販運，賣出多餘物資，購進急需的糧食。這些都是有效的賑災辦法。
劉晏把關東的糧食，運到長安，因黃河水急，中途損失大。他採取發一石，收八鬥。完成定額有獎，這個辦法很有效。長江、黃北、汴水、渭水，水力不同，因地制宜，營造不同型號的船隻運輸，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抵渭口，渭船達太倉。途中因水設倉，轉相受給。從那以後．每年轉運糧食達千百萬石，竟沒有一升一鬥的沉沒損失。另外，開始時，是有錢人監督漕運，稱之為船頭；主管轉運的人稱為捉驛。這些人稅外橫取，人們稱之為白著，中跑私囊，造成百姓無法忍受。有的競相約為盜。劉晏改變辦法，責成官府專人主管漕運，地方驛站主持具體轉運事務，廢除一些沒道理的附加賦稅。老百姓的困難得到解決，生產恢復，人口發展，收到巨大效果。
【馮夢龍評曰】
劉晏常說：「戶口增加了，賦稅便會自然豐廣，國家的收入便會自然增多。」所以他理財，常以「養民為先」。可以說：他是抓住了根本！他的做法雖然不如桑孔，但比王安石要高明。王安石只知道理財，但實際缺少具體措施，名為養民，反而多方害民。所以王安石比不上劉晏，更趕不上桑孔。
三、常平鹽法，保障百姓生活
劉晏推行食鹽專賣法，以充實國庫。他想到設置專賣的官員太多，必然給百姓帶來許多麻煩。於是，決定只在產鹽地區設鹽官，收購鹽戶所煮之鹽，轉賣給商人，允許商人到任何地方出售，其餘州縣不設食鹽專賣官吏。對江南一些邊遠山村，就把官鹽轉運去儲存。遇到商鹽斷絕，鹽價上漲，就削價賣出，這叫平價鹽。官府從中得到了經濟收益，又解決了百姓的困難，兩舉一得。使百姓生活，確有保障。
【馮夢龍評曰】
當時的常平鹽法，之所以好，是彌補了市場的短缺，方便了百姓，國家也有好處。但是今天形勢變了，要是再這樣做，就成了與商人爭利了。
四、「取有餘而補不足」，不可倒置！
李悝對魏文侯說：「掌握平價收糧，必須注意考察年景。根據各地年成不同，決定收購數量、比例，給農民留足食用。對災荒地區，要察明實情。調撥豐收地區平價收購的糧食，原價出售。所以魏國雖遇到水旱荒年，而糧價不漲，百姓不逃亡。魏國如此實行「取有餘而補不足」的辦法，才得到富強。
【馮夢龍評曰】
魏國實行「取有餘而補不足」的辦法，得到富強。任何國家皆可如此而富民強國。怕的是佞臣邪吏，仗勢欺民，「取不足而補有餘」：專門剝削百姓，去增值權貴，反正道而行魔道，則是非顛倒，國腐民殘矣！
（中共的政策，都是「取平民之不足，而補權貴之有餘」，使貧者更貧，使富者更富！）
五、「藏糧於民」更好！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遭災荒，百姓吃不上飯。朱熹向朝廷申請，得到平價糧六百石，建立社倉，用以賑貸。規定夏天從社倉借糧，冬天要附加利息償還，利息只收一半。大災地區借糧，利息全部豁免。經過十四年，把原先撥出來的六百石糧，全部歸還府倉裡，社倉還儲存了三千一百石。這些餘糧借出，就不用附加利息了。所以遇到災荒歉收，百姓也不缺口糧。於是朝廷下詔書，通告各地，推行朱熹的社倉法。
陸象山說：「社倉固然對農民有利，但連年豐收，糧源可以持久；假如年景不好，或遇到災荒，就會出現有散無收，有借無還的局面，來年插秧時缺糧，沒有儲存出借，仍然無法支助農時。不如結合制定平價購糧法。農民豐收，平價購入，避免穀賤傷農；荒年缺糧，也平價出售，以抵制富戶圖糧抬價。把收購的平價糧，留存二分之一，以備荒年救濟，彌補社倉缺糧，這才是長久之策。」
【馮夢龍評曰】
聽取百姓意見，為他們謀利創造方便，便創造了社倉法（朱熹的法）。強迫百姓服從，不顧利害方便，就主觀執行了青苗法（王安石的法）。前者有利於民，後者獲利於國。現在實行的積穀法，也是社倉的傳統做法。但所謂積穀，不過是紙面上的空話，一半為主持其事的官吏吞沒，一半為上司轉為他用。一遇災荒欠收，百姓求告無門，只有舉家哀嘆。還不如「藏糧於民」更好些啊!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當今官府第一類所急當實行的，就是責成各級政府：把沒收的贓物和罰款，全部用來收購糧食！對犯有流放、服役以下罪行的人，允許他們用糧食贖罪。大約大縣每年可得一萬兩白銀的糧價錢，小縣也可得五千兩之多。直隸巡撫，所屬有一百個縣，每年就有谷價銀七千餘萬兩，積蓄三年就有二百多萬兩購糧款，要有一個縣發生水旱之災，可以從無災縣通融借貸，來年豐收償還。這樣百姓可避免東、西流亡，而朝廷在提供錢糧賦稅的江南地區，便可永無南顧之憂。所謂善政，沒有能超過這個的。
六、備而無患
河東路財賦不足，官府一有徵購，物價隨之暴漲，百姓遭殃。明道先生計劃官府的需要，責成富戶早做準備，確定價格，由富戶承擔官府的需要。這樣富戶不因積物傷息而減少收入，鄉民也不因繳納實物而增加支出。鄉民繳糧納稅常要直接運到邊境。邊境路遠，而運糧困難，因此抬高糧價。明道先生選擇富戶有可以任用的人，責成他予先購糧，保證邊境的軍需。這樣便節約了大量的開支，又減輕了鄉民的負擔。
【馮夢龍評曰】
發揮富戶作用，又不增加他們的負擔，最具有經濟價值。這需要廉潔和誠心，平素又受到百姓的信任。否則，計劃未實行，就責難四起，是干不好的。
七、伶人敬新磨，「數落縣令惡」！
後唐莊宗，在中牟地區狩獵，大肆踐踏周圍百姓的田地。中牟縣縣令，擋在莊宗馬前，陳情諫阻。莊宗非常生氣，命左右隨從，將縣令帶走處斬。有個名叫敬新磨的伶人，立刻帶著其他伶人，追趕被押走的縣令，然後，把他帶到莊公馬前，數落他的罪狀說：「你身為縣令，難道沒有聽說天子喜歡狩獵嗎?為什麼要縱容百姓辛勤耕種莊稼，按時繳納每年的賦稅? 為什麼不讓百姓忍飢挨餓，空出這裡的田地，好讓天子盡情追逐野獸呢? 你真是罪該萬死！請皇上立刻下令行刑。」 其他伶人，也在旁邊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著，赦免了那位縣令。
八、鄭涉求看屍體
唐朝人劉玄佐，鎮守汴州時，有一次，因為聽信讒言，想殺掉將軍翟行恭，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勸諫。
處士(沒有任官職的讀書人)鄭涉，為人詼諧，善用隱語，見了劉玄佐，對他說：「聽說翟行恭得罪了大人，大人藉機要殺他抵罪，希望大人能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請求：翟行恭行刑後，能讓在下我，看看他的屍體。」 劉玄佐覺得奇怪，問他：「為什麼要看屍體？」
鄭涉說：「我曾聽人講，受冤而死的人，臉上表情和普通死人不同。我平生從未見過，所以想見識見識。」
劉玄佐立即明白鄭涉話中的意思，於是赦免了翟行恭。
（均據明代馮夢龍《智囊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