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9年06月10日】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陝州硤石(今河南孟津)人。他曾在武則天聖曆元年(698年)、唐睿宗景雲元年(710年)和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元年(713年)三次擔任宰相，對挽救危局，整頓吏治，振興經濟，開創開元之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們稱之為「救世宰相」。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鑑》中也說：「唐世宰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意思是講：在整個唐朝眾多的宰相中，房玄齡、杜如晦和姚崇、宋?，是最出色的。
姚崇一向認為：「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關鍵是在上面的官員要公平）。」鑒此，在他擔任宰相期間，除了確保自己「身正」，整肅吏治。
早在睿宗即位前，曾一度時興「斜封官」：公主、后妃們，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皇帝面前撒嬌求情，由皇帝直接頒下敕書，任命官吏，並用斜封交付中書省，辦理有關手續。
如此一來，銓選官吏的機構形同虛設，買官賣官現象日益嚴重。據史料，當時官多為患，濫官充溢，甚至出現了宰相、御史及員外官辦公時連座位都沒有的現象，被時人戲稱為「三無坐處」，大大影響了正常的政務活動。那些花錢買官的人，做官後更是變本加厲地搜刮民財，致使百姓怨聲載道；同時，官多俸多，國家開支更大，也進一步加重了百姓負擔。
鑒此，姚崇聯合宋?等人，上疏睿宗皇帝，力主：「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睿宗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於是，他迅速撤銷了一些可有可無的司、監、署，並一次性罷免了斜封官數千人。這是一件利國益民的之舉，卻有很大阻力與風險，真是難為而勇為之舉。
玄宗繼位後，姚崇裁減冗員的力度有增無減。他先後罷免了員外官、試官、檢校官，並申明：曾擔任這三種官職的人，如果今後沒有突出政績或戰功．吏部和兵部不得重新錄用。
對於那些「走後門」謀取官職的，無論何人，姚崇無不堅決制止。有一次，申王李成義，向玄宗請託，要求把他府中一個名叫閻楚圭的錄事，升為參軍。錄事為九品，參軍為正七品，如此破格提拔，在當時還不多見。但是，玄宗竟然答應下來。姚崇聞訊，立即上疏反對。他說：「臣竊以為：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意思是：量材授官的權力，應歸屬官吏任命部門，如果因親故之恩就給以升官晉爵，將會重蹈前朝冗官泛濫之轍，擾亂國家法紀。經他力爭，玄宗才收回了成命。從此，向皇帝請謁討官的惡習，大為收斂。
姚崇十分注重以法律約束百官。對違法亂紀者，無論是誰，決不寬容。
有一次，薛王李業的舅父王仙童依仗權勢，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理當治罪。但是，當王仙童受到御使的彈劾後，李業竟面見父皇，求他網開一面，寬釋王仙童。姚崇聽說後，又立即上疏道：「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舍。」玄宗經過反覆考慮，終於採納了他的意見，使王仙童得到了應有的懲治。這一舉措，給了那些無法無天的豪強貴族當頭一棒，使他們再也不敢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了。
姚崇在第三次拜相之前，曾向玄宗提出了十項改革建議。其中，第一項是「施政應以仁義為先」；第二項是「數十年不求邊功」，休戰安民；第五項是杜絕一切苛捐雜稅；第七項是禁止建造寺觀、宮殿。這些政策都直接惠及於百姓。
姚崇公正無私，重視法紀。他力保吏部尚書魏知古的事，一直傳為美談。
魏知古原是一位小吏，姚崇見他忠君愛民，又精明能幹，一步步將他提拔起來，並引薦他進了內閣。開元二年(714年)，玄宗令魏知古赴東京洛陽考察選拔官員。這時，姚崇的兩個兒子正在那兒任職。他們基於其父和魏知古之間的關係，便求魏知古予以「關照」，並希得到晉升。不料，魏知古卻原原本本將此事報告給了玄宗皇帝。玄宗帝為考驗姚崇，便找了個機會，裝作聊天的樣子，問他的兒子德才如何、任何官職？姚崇遂坦誠地介紹了兩個兒子的情況，說他們「為人多欲而不謹」，一定會找魏知古「走後門」。玄宗見他如此誠懇，很高興。同時，又「厭魏負崇，欲斥之」。也就是：玄宗討厭魏知古受恩不報、有負於姚崇的做法，很不滿意，並打算把他趕出吏部。對此，姚崇堅決不同意，再三請求道：「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私於臣，累聖政矣。」意思是：臣的兒子不守法規，擾亂陛下的法律，陛下能原諒他們，已是臣之大幸。但為了臣而驅逐魏知古，天下人就會認為陛下對臣有私心，就無益於帝王的教化了。玄宗見他情真意切，思忖再三，才取消了自己趕走魏知古的打算。
兩年後，姚崇的那兩個兒子由於劣性未改，又「廣通賓客，頗受饋遺，以至於為時所譏」。也就是：到處拉關係，走後門，接受別人的饋贈，結果遭到時人的嘲諷。此外，姚崇所信任的中書省主簿趙海，也「受胡人賂」。姚崇認為，在此情況下，自己若繼續擔任宰相，將於國於民都不利。於是，懇請玄宗讓他辭職，同時舉薦了廣州都督宋?，來接替自己。
此後，姚崇在盡力報國濟民的同時，分外加緊了對子女的教育。他還仿照前賢陸賈、石苞的做法，將其田園家產分給諸子，讓他們人各一份，獨自經營管理，自食其力。經過他多方訓導，他的兒子們，終於改邪歸正，後來成了國家的良材。其中，長子姚彝，擔任了光祿少卿；次子姚異，擔任了坊州刺史；少子姚奕，先後擔任了禮部侍郎、尚書右丞。都有政績。
姚崇曾作過五篇短文，分別為《執稱誡》、《彈琴誡》、《執鏡誡》、《辭金誡》和《冰壺誡》。他在其《執稱誡》中，提出「為政以公，毫釐不差」；為官應「存信去詐，以公滅私」；在《彈琴誡》中，主張「移風易俗」，「治國之首，大急小緩」；在《執鏡誡》中，告誡官吏要「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在《辭金誡》中，要求官吏「以不貪為寶」，「以廉慎為師」，「凡所從政，當須正己」；而在《冰壺誡》中，又表示「與其濁富，寧守清貧」。他如此言，也如此行，而且率先垂範，為人師表。
在開元前期，姚崇雖然官居相位，卻在朝堂附近一直沒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都住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他每天上朝理政之後，常常不能回家，而隻身借宿在一個名叫罔極寺的寺院裡。有一次，他患了瘧疾，又怕耽誤了公務，就讓家人到罔極寺侍候他。一旦感到病情好轉，仍然堅持上朝議政，或者批閱屬下送來的公文。上常令（官職名）源乾曜（人名）於心不忍，特地奏請皇帝讓姚崇搬進中書省所屬的四方館居住，皇帝當即予以批准。但姚崇卻認為四方館太豪華，又存有公文，不便居住。於是，堅決予以謝絕。皇帝感慨萬千，當著許多人的面對他說：「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渡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姚崇去世時，社會上盛行厚葬之風。他對此極為反感，特留下遺囑：他死後，不准為他厚葬。還說：「死者是常，古來不免。」「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備一副而已。」之後，又再三叮囑他的子孫，一定要按照他的囑咐去做。還告誡子孫：「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唐玄宗得知姚崇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下令為他撰寫碑文，並讚譽道：「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
（事據《舊唐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