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1月09日】
一、應注重地方大吏的人選
漢武帝天資聰穎，即位後，始終親自處理國家政事，躬親理檢，因而對輔政的宰相人選，不很重視，似乎只是讓他們奉行成命而已。但是，對於任用郡太守一級的高級地方官員，漢武帝卻十分留意。
辭賦家莊助(即嚴助，東漢時因避明帝劉莊的名諱而改姓嚴)擔任會稽(今浙江紹興)太守後，漢武帝數年沒有得到他的問候，於是給莊助寫信說：“您厭倦了京師的生活，而懷戀故鄉的山水人情，因而出任會稽郡的太守。轉眼間，我已經很久沒有得到您的問候了。”……
吾丘壽王，擔任東郡都尉，漢武帝鑒於有壽王任都尉，就沒有再設置郡太守，只是頒發了一封蓋有皇帝璽印的書信，信中說：“你在我面前任職的時候，足智多謀，頗有建樹。可是到地方上治理十幾個城邑，肩負著郡太守和郡都尉(品級都是兩千石)兩個重擔，卻使得各項政務荒廢，盜賊公然橫行，民不聊生。這樣的表現與在我面前時判若兩人，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汲黯被任命為淮陽(今屬河南)太守，他卻不接受官印和緩帶，漢武帝問道：“你看不起淮陽這個地方嗎?我之所以派你到淮陽去做太守，是因為那裡的官民關係相當緊張，影響大局，只得借重您的威名，去臥而治之（讓汲黯帶病臥養，而管理該地）。”……
從以上三件事，可以看出：各郡和侯國的事情，無論大小，漢武帝都十分熟悉，可謂瞭若指掌！以致地方長官們，總是感到皇帝似乎就在自己面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怎麼敢不盡心盡力呢?所以，各郡及侯國的大吏，都能恪盡職守，把地方政務，治理得很好。
二、屏風之鑑
元和二年(807年)，唐憲宗親自主編了《君臣事跡》一書。憲宗由於天下太平，留心典籍，每次閱讀到歷代興亡得失的事時，都再三重複品鑑這些言論。接著就摘錄《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中 可以借鑑的有關君臣行事的內容，集成十四篇，由他親自作序，並書寫在屏風之上，放在他的御座右邊，其它的內容，書寫於六扇屏風上，置於中央，對宰相大臣們進行宣告。
李藩等多位大臣，都上表稱讚祝賀這一盛舉。
後來，翰林白居易，為皇上製作詔書，來回復李夷簡以及百官嚴綬等人的賀表。
在詔書中，（白居易代寫）說：“從諸書中摘錄下來作為借鑑之篇，並把它書寫成屏風。與其看它散見於圖書典籍之中，只在心中羨慕不已，倒不如將它列於白帛之上（作成屏風），能夠親眼看著它而去實行，希望我這樣做，能被後人效法，而不單單看到古代人的形像。”還說：“森嚴在目，如見其人。論說是非，不久就可成為座右銘了。如果把它進行發揮採納，也完全可以開啟臣下的忠心了。’’白居易代憲宗所講得這些話，真是太重要了。從中可看到唐代皇帝做一件事而受到中外人士的祝賀，其所答謝的詔書，也是如此殷勤，幾乎讓人感到有點瑣碎了。
唐憲宗的那些文章中，包括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都很有價值。
三、輕徭薄賦，確是要務！
對於後梁朱溫的惡政，歐陽修先生在《新五代史》中，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斥責。而有關後梁實行減輕賦稅之事，《舊五代史》中有記載，《新五代史》卻將其忽略了。《舊五代史》中，記載如下：
“後梁太祖朱溫建國之時，正是黃巢起兵將要結束的時候，太祖憑藉著夷門一個城鎮，對外密切注視烽火台的動靜，以防外敵入侵。對內墾荒闢地，催促農民耕田栽桑，減少田租賦稅，士兵們雖然飽嘗戰爭之苦，百姓卻樂意給他們輸送給養，以二十四年的時間，很快就成就了霸業。後來，當梁末帝與後唐莊宗，兩軍在黃河之上對峙之時，黃河以南的百姓，雖然已被輸送糧草搞得勞苦不堪，但仍然沒有逃亡的。百姓這麼做，並沒有別的想法，只是因為賦稅輕而且故土值得留戀的緣故。後來，後唐莊宗消滅了梁王朝，任命官吏孫謙，為租庸使(最高財政長官)，他制定嚴厲的法令，對民眾進行盤剝，橫徵暴斂供奉皇上，百姓的財產雖已竭盡，可是軍隊糧餉仍然不足，加上戰事頻繁，而又發生嚴重饑荒，不到三四年的時間，國家就瀕臨崩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因為過重的賦稅勞役，使得民眾對其深感失望的緣故！”
我（原文作者洪邁自稱）通過歷史事實對這上述文字，進行了考證，發現這一記載，真實可信。那些統治天下的人，應當以此為鑑，充分認識到：國家的存亡、社會的穩定，輕徭薄賦，極是要務！
(均據《容齋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