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2月07日】
蔡襄，字君謨，北宋興化軍仙遊（今屬福建省莆田市）人，從小立志高遠，學習勤奮，十九歲即以開封府鄉試第一的成績考取進士，官至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正直端方、敢于堅持正義而名垂青史。
景佑三年，時任吏部員外郎的范仲淹因上書條陳時弊觸怒朝中權貴，被貶至饒州任知州。諫官和御史都閉口不敢說話。唯有秘書丞余靖和太子中允尹洙為范仲淹辯護同時被貶；館閣校勘歐陽修致信諫官高若訥《與高司諫書》，指出其虛偽、諂媚，身為諫官不但不救護忠良，反而迎合權貴進行詆毀，歐陽修因此也被貶為夷陵縣令。三人均被流放邊遠僻地。
當時，任職館閣校勘的蔡襄年僅二十五歲，他見正直者被貶，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作《四賢一不肖詩》組詩，詩分五首共計1300多字，分別讚揚范、歐、余、尹為“四賢”，高若訥為“一不肖”，褒賢貶奸。此詩一出，京城內外，士人爭相傳抄，大有洛陽紙貴之勢。就連契丹使者也買回去張貼在幽州館。詩中寫道：“君子道和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傾”，將“四賢”與“一不肖”的行為進行了對比，贊“四賢”有氣節、講道義；稱高若訥“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此詩的分量，不僅是詩文的文采，其藝術魅力在於詩中處處透露出一股激濁揚清的正氣，表達出一種心聲和正義敢言的風骨。蔡襄因此詩遭到泗州通判陳恢的彈劾，幸得左司徒韓琦彈劾陳恢越職，蔡襄才得以倖免。
慶曆三年，朝廷任用忠直之士王素、余靖、歐陽修為諫官。蔡襄感到言路已開，向宋仁宗上書《言增置諫官書》，肯定增置諫官的意義：“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宋仁宗因此補點蔡襄為諫官。蔡襄主持諫院衙署，遇事從不迴避，奏疏真誠懇切。當時，災情頻發，京東旱災，江淮蝗災，秦州地震，民不聊生，西夏與遼國軍隊屢次犯邊，宋軍無能抗擊，內憂外患深重。蔡襄先後上二十餘疏，直言不諱地指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提出宋仁宗應自“修省”，恤撫百姓，擇官任賢，澄清吏治，加強邊防，方能長治久安。他彈劾宰相呂夷簡“屢貶言者、廉貪不分、好大喜功、善惡無別、屢戰屢敗”等，宋仁宗採納了他的意見。蔡襄還向朝廷推薦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賢士。
蔡襄堅守禮制。《宋史》稱：“（蔡）襄工於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宋仁宗非常欣賞蔡襄的書法。皇佑六年，宋仁宗的妃子張貴妃病逝，宋仁宗想隆重辦理她的喪事，追封她為溫成皇后，一些奸臣小人看到皇帝對溫成皇后的喪事如此重視，便乘機迎合皇帝心意，以謀加官晉爵，建議為溫成皇后作“志文”，立陵立廟，設立國陵監護司等等，凡此種種，都是違禮行為，引起正直朝臣，包括蔡襄在內的反對。蔡襄多次上疏諫阻說:“臣遍檢古今，並無皇后葬禮，更無志文。蓋以名號已尊，兼有哀冊，不合為志。”及至溫成皇后之喪，宋仁宗御製《溫成皇后碑》令蔡襄書寫墓碑，蔡襄言“此待詔之職耳”，辭不奉詔。
蔡襄任泉州知府時，主持建造了洛陽橋。該橋長360丈，跨海而架，勢若凌空，被人們稱為“天下第一橋”。《歷史感應統紀》記載：當時洛陽江靠近海邊，橋未建成之前，行人往來非常驚險，一遇狂風，“沉舟被溺，死者無數”。蔡襄看到水深不可測，波濤洶湧，無法動工，急得寢食不安。想來想去寫了一封書信，投入海中呈給海神。由於至誠所感，竟得一封回信，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醋”字，“醋”拆字成“二十一日酉”時，蔡襄恍然悟到說：“莫非海神讓我二十一日酉時動工？”於是一切準備妥善。時日一到，海潮果然退去，幾日不來。蔡襄立即督導動工，萬安橋後來順利建完，可謂“人有善願，天必佑之”。
險渡變通途，萬民歡慶。蔡襄又倡導種植松樹七百棵，廣為庇蔭道路行人。福州、莆田、泉州等地百姓當時就立碑或立祠以紀念其功德，還有許多民謠流傳後世，如《道邊松》：“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六月行人不知暑，千古萬古揚清風。”又如《洛陽橋》：“洛陽橋，一望五裡排琨瑤。行人不憂滄海潮，沖沖往來乘仙飈。蔡公作成去還朝，玉虹依舊橫青霄。考之溱洧功何遼，千古萬古無傾搖。”
蔡襄為人正直，講究信義，其書法端莊淳美，如行雲流水，收放合度，極儘自然，可謂字如其人。觀其書法作品，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讓人充滿溫暖。蘇軾稱讚蔡襄書法有翔龍舞鳳之勢；歐陽修也稱讚他：“君謨(書法)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 韓琦請蔡襄書寫《晝錦堂記》，《晝錦堂記》是歐陽修為韓琦書房所寫的一篇散文。蔡襄出於對韓琦的敬重，在書寫創作過程中將每個字單獨寫幾十遍，選擇其中不失法度、最佳的字進行拼合，所以《晝錦堂記》又稱“百衲碑”。後人將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四位書法家稱為“宋四家”。
蔡襄不趨炎附勢，義無反顧的追求正義；關心百姓疾苦，其為民造福的善願，人敬天佑，使恪守傳統文化中“天理良心”“仁愛”等道德理念得以彰顯。
（源自《宋史》《歷史感應統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