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4年07月17日】
清代有一名跨越乾隆、嘉慶、道光的三朝重臣，自謂「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他名叫阮元（1764年-1849年），字伯元，號芸台，江蘇揚州儀征人。他「博學淹通」，提倡學術自任，在經史、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較高的造詣，被後人譽為「一代經師、學界山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阮元考中進士，由翰林而先後出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和湖廣、兩廣、雲貴總督等職，是清廷非常倚重的封疆大吏。晚年官拜體仁閣大學士，致仕後加官至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去世，享年八十六歲，獲賜諡號「文達」。
清朝人梁恭辰在《勸戒錄》中的《昭勇將軍》一文中提到這位阮閣老，因為他是自己伯父會試時的主考官。有一年，梁恭辰與父親暫住揚州三個月，賦閒在家的阮閣老時常過來閒談，梁恭辰的父親以師禮待之。梁恭辰得以一睹閣老的容顏風采。他私下裡問父親：「像阮閣老這樣福德智慧都很圓滿的了不起之人，其祖先不知積了怎樣的大德呢？」
梁恭辰的父親告訴他，在阮閣老所著的《研經室文集》中，記述了他祖父的故事。
阮元的祖父名叫阮玉堂，字琢庵，以武進士出身，起初在皇宮內任侍衛，後來晉升為游擊（註：武將官職）在外領兵。乾隆五年（1740年），湖廣出現苗民勾結土匪的反叛，乾隆帝命雲貴總督兼巡撫張廣泗前去勘察。阮玉堂以湖北苗疆九溪營游擊的身份，統領九溪、灃州、洞庭、常德四營官兵，隨軍征討反叛的苗民。
在征討期間，阮玉堂身先士卒，每戰都取得了勝利。在一次戰役中，阮玉堂派出主力在正面佯攻，自己則率奇兵由小道攀藤越嶺而入，大獲全勝。剩餘的八百戶反叛者退據南嶺，後來因為糧食吃盡而出來投降。張廣泗擔心其中有詐，不準備接受投降，但阮玉堂卻極力為他們辯白，並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擔保，這才保下了這八百戶。
之後清軍又在進一步清剿中，捕獲男女數千人。張廣泗想全部殺掉，但阮玉堂卻再三勸阻。但無論怎樣勸阻，張廣泗都不聽。不得已，阮玉堂只得懇求道：「壯丁能夠執兵器抗拒者，就殺；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意思是能手執兵器抗拒的壯丁，可以將他們處死，婦女以及十六歲的男子，一定要寬恕赦免。這次張廣泗同意了。阮玉堂又保全了很多人。
作為武將，阮玉堂本不應該參與地方事務，但《研經室文集》中卻記述了這樣一件事：九溪有一座北山，方圓數十裡，一向是士兵和百姓賴以生活的來源。有戶人家，是明朝一個指揮使的後人，屬於豪門大族的子孫。他向官府提出訴訟，稱北山是其祖傳之地，委託官員勘驗，這樣幾乎整座山都被他占有。
阮玉堂聽說後，親自前往省府，在督撫大人面前陳詞道：「即便土地真是這個大戶人家的，但也是前朝的事情了。如今這裡已經成為幾萬人家殯葬、打柴、放牧的地方。如果歸於一家，那這幾萬人家該怎麼辦呢？」督撫深以為然，於是找了其它辦法解決。
阮玉堂後來升為參將，為「昭勇將軍」。《清史稿》中說他「從征苗，活降苗數千人，有陰德。」他的子孫因此有大福報，如阮元不僅成為三朝重臣，而且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梁恭辰的父親對他說：「兵戈，是不祥之器；戰爭，是危險之事。然而一定要化凶為吉，轉危為安，才能對國事有所幫助。如果只是靠逞強濫殺無辜來邀功，對國家大局毫無益處。那國家為甚麼要採用這些舉措，天地間又怎麼用得著這些人呢？」
古人認為，戰爭期間，只有仁愛寬恕才最能體現出人性的光輝，上天也會賜福這樣的將領。
與阮玉堂積福德給子孫不同的是，張廣泗卻因殺戮太多而受到懲罰。據清代袁枚在《子不語》「天上四花園」篇中所記載，張廣泗因殺降太多，上蒼震怒，要把他打入地獄，幸而其生前已遭受國法嚴懲，「以失誤軍機律」定罪，被斬立決，所以仍然允許他住在花園中。
還有漢代的飛將軍李廣因為誘殺已經投降的羌兵八百多人，因此終身不得封侯，最後因貽誤戰機而自殺。他的孫子李陵，更是因為投降匈奴而被滅族。此外，北宋曹翰殺降太多，死後報應也很重，他轉入畜生道投生為豬。曹翰的兒子沒能長大成人就死了，他的女兒也淪為娼妓。
如此對比鮮明的例子，不正說明天道昭昭，是惡是善，一切皆有上天衡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