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翰萃真(7):北宋靖康年間「南轅北轍」 之難的背後因由

王舍微


【正見網2025年07月05日】

「南轅北轍」是一則出自《戰國策·魏策四》的中國古代寓言,季梁對魏王說,見到一人要去往南邊的楚國,卻乘著馬車向北而行,「欲之楚」,方北面而持其駕」 ,還說「吾馬良」,「吾用多」,「吾御者善」 ,意思是說自己的馬好,盤纏多,車把式趕車技術好。實際上走的路與自己的目標方向相反,而且越是努力,卻偏離目標越遠,「猶至楚而北行也」,「此所謂南其轅而北其轍也」。 

讀這則寓言的時候,往往都會覺的這個「猶至楚而北行也」之人十分好笑,在現實生活中怎會有如此糊塗的人呢?然而,這匪夷所思的事卻在北宋靖康年間,實實在在的上演了這樣一出慘烈的歷史劇,而且,劇本在唐朝初年就已經開始流傳、面世了。唐太宗時的太史李淳風與袁天罡合著的預言書《推背圖》 (第21象)中的讖曰:「空厥宮中,雪深三尺,吁嗟元首,南轅北轍。」還點出「妖氛未靖不康寧,北掃烽煙望帝京」。明代金聖歎批註:「此象主金兵南下,徽宗禪位。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師陷,明年四月,金以二帝及宗室妃嬪北去,立張邦昌為帝。卜世三六者,宋自太祖至徽欽,凡九世,然則南渡以後又一世矣。」 

靖康二年(1127年)春,宋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被擄北上,到了金國首都會寧府後被迫參加獻俘儀式,扒去上衣,到金人的宗廟行「牽羊禮」。《宋史》(卷22)中論述宋徽宗亡國的原因:「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逸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  

宋徽宗推崇道教,排斥佛教。即位之初,即實行輕視佛教的政策。聽信道士林靈素的妄言,遂改佛像為道相,稱佛為大覺金仙,詔令道士序位在僧人之上。宣和元年(1119年)下「革佛詔」,強令佛教歸入道家,將佛寺改為道觀。和尚、尼姑統統改稱為道德士,必須通習道教經典,不准再剃髮、燒戒,凡做法事,跟隨在道士之後。佛教中的僧人提出要辯論「革佛詔」的是與非,結果為首的日華嚴、明覺等七位僧人被杖殺。左街的寶覺大師永道上書皇帝,要求停止革佛之舉,被流放去道州(今湖南省道縣)。 

在經歷了政和元年的受命興教之夢,以及政和三年冬的南郊靈感事件之後,徽宗終於詔示:「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徽宗正式接受自己另一重身分──「教主道君皇帝」。他之所以降生在趙宋王室為皇帝,是因為「睹中華被浮屠之教,盛行焚指煉臂,捨身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   「改玉清和陽宮為玉清神霄宮」,「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宋代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27)。」 意思是這種新定義的道教世界高於傳統的道教世界,將全新的「神霄」定義為天中最高。宋徽宗則是世俗世界與神靈世界中除「上帝」外的最尊者。宋徽宗不僅是儒家觀念裡的天子,也自我建構為神學意義上的除「上帝」以外的最高神。與朝臣間不僅是現實中的君臣關係,也曾是天上世界的君臣關係。由此形成了一種以宗教神聖關係為基礎的新權力結構觀念。    

宋徽宗這個教主道君皇帝「令天下歸於正道」的「道」,究竟是什麼呢?自春秋戰國時期,儒、釋、道的神傳文化傳出後,秦始皇統一中國,布政與施教已然處於分立狀態。朝政以天子為總系,人類的道德自有傳統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來啟迪教化。古今中外,政教合一的體制往往走向邪教。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正教是度人的,或以提升人類道德為指向的;而政教合一之後,不論採用什麼蠱惑人心的名詞,都是以世間的目標為指向的。傳統正教是要人放下世間的得失之心;而邪教反其道而行之,抓住世間的人心、利慾、得失,讓人孜孜以求。皇帝是這一朝的最高代表,若選擇走正道,那是社稷之福;若誤入邪道,勢必會招來遭受天譴的慘烈終局。 

在某些道教流派中,道士只有在受籙以後,才有資格從事相關儀式活動。受籙是指道教內授予弟子的法籙。凡道教弟子受道,必先受籙,為貴師承,須由師授籙。宋徽宗宣稱自己是道君皇帝,並且乃是「高上之道」的宗師。在重和、宣和年間,宋徽宗曾先後為多位朝臣授籙。重和元年十一月,蔡京的愛子蔡絛因不願授籙而被徽宗御筆下令革職。宋代楊仲良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31)轉引蔡絛的《訴神文》載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請受神霄秘策,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怒。」 由於蔡京百般求情,蔡絛最終才得以免去殺身之禍。這種強制歸附,是否顯示出了某種邪教特徵呢?   

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軍入侵。十二月二十三日,臨御 「二十有六年」 的宋徽宗匆遽「內禪」,太子趙桓即皇位,是為宋欽宗,改明年年號為「靖康」。旋即於第二年,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1126年1月27日)夜倉惶出逃。三月,欽宗派使者迎接宋徽宗一行才返回龍德宮。這次「南轅」為接下來的被擄之後「北轍」埋下伏筆。 

回顧宋徽宗即位之初,他的施政理念還是比較務實的,其詔曰 「朕於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舍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祗率大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朕繼志述事之美。(宋代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20)」可惜的是,一年後便改年號為「崇寧」,甚麼意思呢?崇熙寧也,便是崇熙寧變法,意即王安石變法。也就是在北宋的黨爭中支持了新黨。 

北宋時期的朋黨之議始於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范仲淹推動的新政,還未完全展開,就被貶離開朝廷中樞了,也意味著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逐漸走向破裂。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朋黨之議,失去了宋仁宗的支持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宋史研究界,普遍認為慶曆新政中支持范仲淹的韓琦、富弼、杜衍、余靖、歐陽修等大都是君子;而在熙寧變法中,王安石在個人品格上不失為君子,但在變法過程中因為急於求成,任用的呂惠卿、曾布、鄧綰、章惇、蔡京等多為小人,大都被列入《宋史·奸臣傳》。最後,朝政之爭演變為朋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 

北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並無封邑之「家」立足,由此衍生出的「家國天下」情懷只是一種縹緲的政治抱負和人格宣示。對修身的理解,從提升自己道德漸漸轉向入世的修齊治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追求。其中不乏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志士,但在現實中,「家國」之君與「天下」黎民逐漸的開始分離。范仲淹和王安石推進變革,並非為了追求個人的權位利祿,正如蘇軾所說:「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范仲淹和王安石身上,秉持了傳統價值的儒家學者的家國情懷和高尚人格。不同之處是,對於儒家傳統思想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方面 ,范仲淹秉持「民本」;王安石則是「言庶民以君為中 (王安石《洪範傳》)」。朝廷財政的開源與節流如何平衡,財政政策如何制定,也是檢驗執政者是否持有仁愛之心和遵循傳統價值的試金石。 

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重新修撰《周禮》、《尚書》、《詩經》。神宗熙寧八年,《周官新義》、《詩經新義》、《書經新義》完成,合稱為《三經新義》。其中,又以王安石親撰的《周官新義》最為重要。王安石在《答曾公立書》中云:「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周官新義》成為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思想基礎。 

無論是古代的儒家還是法家先驅管仲,都始終把富民放在治國理政之首,把富民作為「政有所出」的唯一淵源和衡量標準。再看王安石的新學《三經新義》,「義」雖新,但卻背離了「富民」、「民本」的儒家核心思想。此外,還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列傳·卷八十六》)」,這個著名的「三不足」口號,從根本上把人世間與神傳文化割裂開來,亦使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坍塌。三朝宰相富弼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蘇軾《富鄭公神道碑》)」  

後來的發展果真如此,宋徽宗時期, 「故蔡京得以恣其奸佞,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宋代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31)」 橫徵暴斂的理論根據皆源於此。所以說,熙寧變法改變的不僅是賦稅政策,而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從此走上背離了神傳文化的不歸之路,隨著朝政敗壞和社會的道德下滑,北宋的慘烈敗亡也就無可避免了。 

可見,北宋的滅亡,就是「南轅北轍」的真實演繹。宋徽宗本想興國,卻因背離傳統正道而走上了誤國之路;方向錯了,再多努力也是徒勞。

傳統價值是中國神傳文化的核心,是要讓人守住善良、保持愛心、提升道德,從而走向返本歸真的基石。中庸則是教給人中正、中和,修為守德的方法,只有不斷的放下各種貪慾困擾、淨化心靈,才能體會到境界提升中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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