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07月05日】
「南轅北轍」是一則出自《戰國策·魏策四》的中國古代寓言，季梁對魏王說，見到一人要去往南邊的楚國，卻乘著馬車向北而行，「欲之楚」，方北面而持其駕」 ，還說「吾馬良」，「吾用多」，「吾御者善」 ，意思是說自己的馬好，盤纏多，車把式趕車技術好。實際上走的路與自己的目標方向相反，而且越是努力，卻偏離目標越遠，「猶至楚而北行也」，「此所謂南其轅而北其轍也」。
讀這則寓言的時候，往往都會覺的這個「猶至楚而北行也」之人十分好笑，在現實生活中怎會有如此糊塗的人呢？然而，這匪夷所思的事卻在北宋靖康年間，實實在在的上演了這樣一出慘烈的歷史劇，而且，劇本在唐朝初年就已經開始流傳、面世了。唐太宗時的太史李淳風與袁天罡合著的預言書《推背圖》 (第21象)中的讖曰：「空厥宮中，雪深三尺，吁嗟元首，南轅北轍。」還點出「妖氛未靖不康寧，北掃烽煙望帝京」。明代金聖歎批註：「此象主金兵南下，徽宗禪位。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師陷，明年四月，金以二帝及宗室妃嬪北去，立張邦昌為帝。卜世三六者，宋自太祖至徽欽，凡九世，然則南渡以後又一世矣。」
靖康二年（1127年）春，宋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被擄北上，到了金國首都會寧府後被迫參加獻俘儀式，扒去上衣，到金人的宗廟行「牽羊禮」。《宋史》（卷22）中論述宋徽宗亡國的原因：「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逸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
宋徽宗推崇道教，排斥佛教。即位之初，即實行輕視佛教的政策。聽信道士林靈素的妄言，遂改佛像為道相，稱佛為大覺金仙，詔令道士序位在僧人之上。宣和元年（1119年）下「革佛詔」，強令佛教歸入道家，將佛寺改為道觀。和尚、尼姑統統改稱為道德士，必須通習道教經典，不准再剃髮、燒戒，凡做法事，跟隨在道士之後。佛教中的僧人提出要辯論「革佛詔」的是與非，結果為首的日華嚴、明覺等七位僧人被杖殺。左街的寶覺大師永道上書皇帝，要求停止革佛之舉，被流放去道州（今湖南省道縣）。
在經歷了政和元年的受命興教之夢，以及政和三年冬的南郊靈感事件之後，徽宗終於詔示：「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徽宗正式接受自己另一重身分──「教主道君皇帝」。他之所以降生在趙宋王室為皇帝，是因為「睹中華被浮屠之教，盛行焚指煉臂，捨身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 「改玉清和陽宮為玉清神霄宮」，「領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宋代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27）。」 意思是這種新定義的道教世界高於傳統的道教世界，將全新的「神霄」定義為天中最高。宋徽宗則是世俗世界與神靈世界中除「上帝」外的最尊者。宋徽宗不僅是儒家觀念裡的天子，也自我建構為神學意義上的除「上帝」以外的最高神。與朝臣間不僅是現實中的君臣關係，也曾是天上世界的君臣關係。由此形成了一種以宗教神聖關係為基礎的新權力結構觀念。
宋徽宗這個教主道君皇帝「令天下歸於正道」的「道」，究竟是什麼呢？自春秋戰國時期，儒、釋、道的神傳文化傳出後，秦始皇統一中國，布政與施教已然處於分立狀態。朝政以天子為總系，人類的道德自有傳統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來啟迪教化。古今中外，政教合一的體制往往走向邪教。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正教是度人的，或以提升人類道德為指向的；而政教合一之後，不論採用什麼蠱惑人心的名詞，都是以世間的目標為指向的。傳統正教是要人放下世間的得失之心；而邪教反其道而行之，抓住世間的人心、利慾、得失，讓人孜孜以求。皇帝是這一朝的最高代表，若選擇走正道，那是社稷之福；若誤入邪道，勢必會招來遭受天譴的慘烈終局。
在某些道教流派中，道士只有在受籙以後，才有資格從事相關儀式活動。受籙是指道教內授予弟子的法籙。凡道教弟子受道，必先受籙，為貴師承，須由師授籙。宋徽宗宣稱自己是道君皇帝，並且乃是「高上之道」的宗師。在重和、宣和年間，宋徽宗曾先後為多位朝臣授籙。重和元年十一月，蔡京的愛子蔡絛因不願授籙而被徽宗御筆下令革職。宋代楊仲良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31）轉引蔡絛的《訴神文》載述：「臣舉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請受神霄秘策，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怒。」 由於蔡京百般求情，蔡絛最終才得以免去殺身之禍。這種強制歸附，是否顯示出了某種邪教特徵呢？
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軍入侵。十二月二十三日，臨御 「二十有六年」 的宋徽宗匆遽「內禪」，太子趙桓即皇位，是為宋欽宗，改明年年號為「靖康」。旋即於第二年，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1126年1月27日）夜倉惶出逃。三月，欽宗派使者迎接宋徽宗一行才返回龍德宮。這次「南轅」為接下來的被擄之後「北轍」埋下伏筆。
回顧宋徽宗即位之初，他的施政理念還是比較務實的，其詔曰 「朕於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否，舉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舍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畢矣。無偏無黨，正直是與，體常用中，祗率大體，以與天下休息，以成朕繼志述事之美。（宋代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20）」可惜的是，一年後便改年號為「崇寧」，甚麼意思呢？崇熙寧也，便是崇熙寧變法，意即王安石變法。也就是在北宋的黨爭中支持了新黨。
北宋時期的朋黨之議始於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范仲淹推動的新政，還未完全展開，就被貶離開朝廷中樞了，也意味著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逐漸走向破裂。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朋黨之議，失去了宋仁宗的支持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宋史研究界，普遍認為慶曆新政中支持范仲淹的韓琦、富弼、杜衍、余靖、歐陽修等大都是君子；而在熙寧變法中，王安石在個人品格上不失為君子，但在變法過程中因為急於求成，任用的呂惠卿、曾布、鄧綰、章惇、蔡京等多為小人，大都被列入《宋史·奸臣傳》。最後，朝政之爭演變為朋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
北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並無封邑之「家」立足，由此衍生出的「家國天下」情懷只是一種縹緲的政治抱負和人格宣示。對修身的理解，從提升自己道德漸漸轉向入世的修齊治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追求。其中不乏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志士，但在現實中，「家國」之君與「天下」黎民逐漸的開始分離。范仲淹和王安石推進變革，並非為了追求個人的權位利祿，正如蘇軾所說：「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范仲淹和王安石身上，秉持了傳統價值的儒家學者的家國情懷和高尚人格。不同之處是，對於儒家傳統思想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方面 ，范仲淹秉持「民本」；王安石則是「言庶民以君為中 （王安石《洪範傳》）」。朝廷財政的開源與節流如何平衡，財政政策如何制定，也是檢驗執政者是否持有仁愛之心和遵循傳統價值的試金石。
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重新修撰《周禮》、《尚書》、《詩經》。神宗熙寧八年，《周官新義》、《詩經新義》、《書經新義》完成，合稱為《三經新義》。其中，又以王安石親撰的《周官新義》最為重要。王安石在《答曾公立書》中云：「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周官新義》成為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思想基礎。
無論是古代的儒家還是法家先驅管仲，都始終把富民放在治國理政之首，把富民作為「政有所出」的唯一淵源和衡量標準。再看王安石的新學《三經新義》，「義」雖新，但卻背離了「富民」、「民本」的儒家核心思想。此外，還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列傳·卷八十六》）」，這個著名的「三不足」口號，從根本上把人世間與神傳文化割裂開來，亦使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坍塌。三朝宰相富弼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蘇軾《富鄭公神道碑》）」
後來的發展果真如此，宋徽宗時期， 「故蔡京得以恣其奸佞，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宋代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31）」 橫徵暴斂的理論根據皆源於此。所以說，熙寧變法改變的不僅是賦稅政策，而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從此走上背離了神傳文化的不歸之路，隨著朝政敗壞和社會的道德下滑，北宋的慘烈敗亡也就無可避免了。
可見，北宋的滅亡，就是「南轅北轍」的真實演繹。宋徽宗本想興國，卻因背離傳統正道而走上了誤國之路；方向錯了，再多努力也是徒勞。
傳統價值是中國神傳文化的核心，是要讓人守住善良、保持愛心、提升道德，從而走向返本歸真的基石。中庸則是教給人中正、中和，修為守德的方法，只有不斷的放下各種貪慾困擾、淨化心靈，才能體會到境界提升中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