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05月23日】
北宋名相范仲淹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政治家、文學家。雖然在宋仁宗時期，他只是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但卻是「慶曆新政」的直接策劃者和推動者。而當 「慶曆新政」 夭折後，他「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享譽後世，成為士大夫階層的典範。
他被貶後寫下的《岳陽樓記》中的名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聞名天下，流傳千年，展現了其家國情懷和兼濟天下的責任感，激勵著無數後世學子和仁人志士。
范仲淹與滕子京都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榜進士，同朝為官，還曾同任邊帥，抵禦西夏入侵。慶曆四年（1044年），兩人先後遭貶，滕子京貶知巴陵郡（今湖南嶽州），後來范仲淹貶知邠州（今陝西彬縣）。兩人引為知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慶曆六年（1046年）六月十五日這一天，滕子京給范仲淹寫了一封信，即《與范經略求記書》 ，並附有《洞庭晚秋圖》和歷代名人詠岳陽樓的詩詞歌賦， 請老朋友范仲淹為重修的岳陽樓作記 。
岳陽樓位於湖南省岳陽市古城西門城牆之上，前望君山，下瞰洞庭，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的美譽。岳陽樓主樓有三層，高19.42米，進深14.54米，寬17.42米，其特點是建築採用純木結構，全樓樑、柱、檁、椽全靠榫頭銜接，不用一釘一膠卻嚴密扣合，渾然一體。精湛的工藝讓岳陽樓穩若泰山。
岳陽樓始建於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相傳是三國時期東吳大將魯肅的「閱軍樓」，西晉南北朝時期改名「巴陵城樓」。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年），中書侍郎、詩人顏延之路經巴陵，作《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詩中有「清氛霽岳陽」之句，「岳陽」之名首次見於詩文，直到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詩仙」李白登樓寫下《與夏十二登岳陽樓》中名句：「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從而使得岳陽樓聲名遠播。
請范仲淹作記的滕宗諒（991年—1047年），字子京，據《宋史▪列傳第六十二》中記述：「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 意思是說，曾於任官時，將公使錢用於犒賞士卒而被彈劾，後貶至巴陵。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稱「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
在慶曆新政中，滕子京也是范仲淹的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北宋財政赤字從真宗朝就已開始顯露。雖然宋仁宗被認為是一位寬厚的君主，但宋代的財政赤字正是從他手中擴大的。 早在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三司度支判官宋祁就對朝廷財政問題發出了警告，在他著名的《上三冗三費疏》中指出：「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司的全部財政收入的十分之八（或曰六分之五）用於養兵。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61）記述的慶曆七年（1047年）三司使張方平的奏疏云：「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衣而食，無有解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正救。……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同時還列舉：宋太祖時「計所畜兵不及十五萬」；宋太宗時「志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亦不過四十萬」；宋真宗時「蒐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消汰」；宋仁宗時「自寶元、慶曆後，內外增置禁軍」，激增至125.9萬人。這與「黃橋兵變」建立的宋朝的「重文抑武」國策直接相關，對內對外都是儘可能的籠絡。當遇到災荒時，大批饑民無以為生，就被充入廂軍，於是農耕者越來越少，當兵冗食者則越來越多。此外，恩蔭、薦辟，既廣而濫，不受定員限制，由此造成大量冗官。皇帝每三年舉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朝廷中大小各官，均可恩蔭及子，即子弟可封授一定的官職。
由此不難看出，北宋的「三冗三費」是一個結構性、體制性和機制性的問題，其特徵與社會主義「大鍋飯」或福利社會有些類似。這種養人的做法違反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制度性的打亂了人的命運和安排。本來人一生的際遇是由高層生命按照每個人的福份大小系統安排的。
慶曆新政在本質上是朝著減少財政赤字的一次嘗試，其阻力可想而知，同時，又與北宋朝以籠絡為基調的國策存在結構性衝突，慶曆改革之初蔡襄曾在上疏中就指出，宋仁宗 「寬仁少斷」 ，「不顓聽斷，不攬威權」 [1] 。王夫之評論宋仁宗「無定志」，指出仁宗親政至去世的三十年間，兩府大臣更迭頻繁，很多政策都因官員在位時間不長而無法長久實行，這或許就是北宋王朝衰亡的進程和歷史劇的某種安排。
范仲淹於慶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寫下了這篇《岳陽樓記》。這也是范仲淹散文的代表作，採用駢體和散文相結合，將記事、寫景和議論鎔於一爐，筆調流暢、語言清麗、文道和諧、立意高遠。通過遷客騷人登樓時或喜或悲的覽物之情之議論，抒發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懷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並以此勉勵友人，警策自己。故而影響力洞穿史冊，成為延綿千年的為政治國理念之一，同時成為後代無數治國理政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范仲淹也被視為士大夫階層「先憂後樂」的典範。
然而，第一時間對《岳陽樓記》作出評價的是當時 「北宋古文運動」先導、以范仲淹「朋黨」被貶的尹洙和歐陽修。據陳師道《後山詩話》記載：「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也。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另據尤焴《可齋雜稿》序說：「文正《岳陽樓記》，精切高古，而歐公猶不以文章許之。」尹洙說「傳奇體也」，歐陽修認為《岳陽樓記》作為文章不值得稱許。這場古文運動的起因是，自魏晉南北朝駢文大行，文風綺靡，形式重於內容，因此倡導恢復三代兩漢時平淺質樸、文以載道的古文，並主張 「破駢為散」，扭轉駢儷浮華的風氣。
明代孫緒在《沙溪集·無用閒談》評價說：「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謂其用賦體，殆未深考耳。此是學呂溫，體制如出一軸。然《岳陽樓記》閎遠超越，青出於藍矣。」 他認為范仲淹《岳陽樓記》雖是模仿唐代呂溫的《三堂記》的體例而寫，但更為閎遠超越。唐代呂溫的《虢州三堂記》有句云： 「承平易理，逸政多暇，……居德樂善，何其盛哉！……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其中體現出的意境是「居德樂善」的惻隱之心，與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先憂後樂之志」 [2]之擔當映射出的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有著明顯的不同。
王國維所撰《人間詞話》開篇即曰：「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然境界有文學之境與理想之境的分別。呂溫寫的《虢州三堂記》乃文學之境中的個人思想境界展現，「能推是心，以惠境內」；而范仲淹寫的《岳陽樓記》則是其政治抱負和為政理想的映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方顯立意高遠，盪氣迴腸。充滿豪情和感染力，也正是因此，范仲淹的名句才廣為流傳，《岳陽樓記》也成為傳世名篇。
據《宋史▪ 列傳第七十三》記述：「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朱熹評價說： 「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3] 那麼這種情懷是否完整準確的體現了中國神傳文化的傳統價值呢？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4] 從中可以看出，孔子強調的是守善不移，「志於道，據於德」 [5] 而提升自己，如果環境不適宜還不出來為政呢！而孔子的弟子曾參在自己所處的境界則是入世作為的另一種理解，以仁為己任，而非天下為己任。由此可以看出，儒教是孔子之教，可以說是一種半神文化的展現，後人由於所處的境界的不同，站在自己所在層次的理解，後世匯集而成的儒家思想往往是偏向於向著入世方向用力，激揚並且充滿張力。
范仲淹所處的北宋中期，正是新儒學思潮興起的時期。這場儒學復興運動的原由之一便是從理論上抗衡自東漢傳入的佛教的影響，建立新儒學的理論體系。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命題以及 「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的家國情懷正是新儒學核心價值觀的集中表現。但是，此時的儒學，顯然是站在入世的基點上以為天下的「懷土」之樂為己任了，漸漸偏離孔子所教導的「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6] 中的神性內涵 。因為人類社會本就是苦難與福樂並存的狀態，這也是給人積德或消業後提升的難得機緣，同時又在考驗著每個人自己向善提升或沉淪下滑的人生抉擇。
范仲淹對人好施予，用自己的俸祿在鄉族中設置義莊，用以贍養族人。其「泛愛樂善」是個人的品格高尚的展現， 但若以一己之激揚情懷的政治抱負，想要以一己之憂讓天下君和民都安樂無憂，那又如何能做的到呢？這也是慶曆新政之所以失敗的深層原因， 「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7] 恰如《紅樓夢》第一回中的描述，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那塊大石頭背面的偈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1] 《宋史▪ 列傳第七十九（蔡襄）》（ 卷320）；
[2] 《宋史▪ 列傳第七十三（范仲淹）》（ 卷314）；
[3] 《朱子語類▪ 本朝三》（ 卷129）；
[4] 《論語▪ 泰伯》；
[5] 《論語▪ 述而》；
[6] 《論語▪ 裡仁》；
[7] 唐代白居易《初出城留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