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08月07日】
中國是詩的國度，中國的詩歌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李白和杜甫的詩是這個文化史上的並峙雙峰，但李杜詩的風格卻大相逕庭，後世文士在品評李杜詩詞時，依據個人的境界和視角作出了不同的評價，通常稱李白為浪漫主義詩人，杜甫為現實主義詩人。然而從詩詞格蘊的全新視角，對李杜詩詞作價值層面的品讀和解析，則會發現其不同的品性蘊涵和價值取向的啟示。
先秦兩漢時期，一部《詩經》，一部《楚辭》，雖足以讓人引以為豪。但尚未達到詩歌的黃金時期。兩漢時期，稱得上詩人的也寥寥無幾。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才真正開始出現繁榮。這一時期，音韻學和詩詞格律取得了顯著發展，五言詩彬彬之盛，為唐詩的繁榮和鼎盛、中國詩詞文化的頂峰出現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大唐王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也極為發達，呈現出一派盛唐氣象。唐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則是唐詩的輝煌，盛唐時期是近體詩發展的黃金時期，近體詩走向高度成熟，格律也臻於完美。 唐朝立國近三百年，經歷了由百廢待興到鼎盛，再由鼎盛逐漸衰亡的過程。在不同的時期，詩歌所表現的內容和風格也有變化，其詩境和格蘊也不盡相同。這又是一個中國文化史上異彩紛呈、奇峰迭起、群星璀璨的時代，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柳宗元、李賀、杜牧、李商隱…… 這一眾光耀千古的偉大詩人，都誕生在這個時代。
李白和杜甫則是盛唐詩歌的兩大高峰，也是中國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詩人。韓愈在《調張籍》詩中的形容，「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是對他們最好的評價。然而，李杜並稱之所以形成，並非基於二人生前的影響力，而是在他們去世後，隨著杜甫地位的提升才逐漸出現的。李白被賀知章稱為謫仙人，杜甫也盛讚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李白生前不僅與陳子昂並稱「陳李」，亦位列「竹溪六逸」「飲中八仙」之中。李杜並稱是在中唐時期的貞元、元和年間逐漸形成。隨著杜詩漸為他人接受，特別是與元稹、韓愈等人的推尊有很大關係。貞元十年（794年），元稹的《代曲江老人百韻》中「李杜詩篇敵，蘇張筆力勻」一句，開啟了李杜並稱的先河。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也接受並使用了這一說法：「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1]
「詩仙」李白，飄逸洒脫，豪氣干雲；「詩聖」杜甫，沉鬱頓挫，心繫民生。蘇軾曾盛讚：「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 [2] 韓愈的《薦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
然而，在元稹、白居易的李杜並稱之中隱含著揚杜抑李；在貞元、元和年間，杜甫的地位仍處於上升態勢。元和二年（807年），顧陶在大中十年（856年）編成的《唐詩類選》一書中甚至將李白和杜甫並稱為「杜李」。 [3] 此後在北宋後期杜甫的地位更是登峰造極。宋人多有將二人並稱「杜李」者，如黃庭堅筆下：「文軼秦漢，詩兼杜李」 [4] 。由此可見，李杜並稱在中唐時期已逐漸形成，那麼，李白與杜甫詩詞在後世文士品評中的排序變化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李白被稱為 「詩仙」 ，且看李白的詩，清新自然，疏朗洒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 [5] ，不僅具有一種天然去雕飾的美感，同時又簡潔明快，蘊涵著一種深沉、清幽，萌發於內心深處的情感：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問答》）」
而杜甫被尊為「詩聖」，「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6]」 且語言精煉，格律嚴謹：「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裡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這首詩被譽為七律之冠。而且他的作品內容豐富，渾樸沉鬱，因其具有社會現實的深刻描寫被稱為「詩史」，並且對仗精巧，聲情悲壯，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 」
李白之詩大氣磅礴，縱橫無邊， 「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 [7] 實乃盛唐氣象的宏大展現：「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生命的最後幾年雖經歷過一段流芳夜郎的落魄：「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南流夜郎寄內》）」但在途經重慶，行至白帝城時，忽然收到赦免的消息後：「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城》）」仍不失其豪放輕快、流麗飄逸和驚世駭俗，不加雕琢，隨心所欲，渾然天成。往日的滄桑好比「兩岸猿聲」之啼， 「萬重山」 之險阻，奈何不了一日千裡的「輕舟」。
而小李白十一歲的杜甫，青年時期在開元之治，熱血豪邁，氣勢蓬勃： 「會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而他整個的詩詞創作的重心是在中年時期，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儼然是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由此形成了感時憂世的整體風格，如：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還有代表性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因此，杜詩在其身後受到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推崇，才使得杜甫的名聲越來越大。到了宋代以後，杜甫才被奠定了中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地位。
「安史之亂」雖然只有八年，但對唐朝的打擊卻是毀滅性的。中唐之後雖經歷了 「元和中興」 ，仍難免顯現出衰颯之像，沒有了初唐的恢宏之氣，也沒有了盛唐的 「開元盛世」 氣象。唐代李肇《唐國史補》中說：「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 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 也就是白居易所說的「詩到元和體變新（《餘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 元白詩派繼承杜甫「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特點，作詩務實、尚俗和務盡，反映現實，且針砭時事。元稹在《酬孝甫見贈十首》其二中讚美杜詩：「杜甫天材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這裡的 「當時語」，就是民間流行的通俗語言。白居易在《寄唐生》詩中形容自己的詩作「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例如： 「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
那麼，中國文化史上為甚麼出現詩詞？好詩詞的標準是什麼呢？《禮記·經解》云：「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孔子還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由此可見，孔子「詩教」所說的「無邪」，就是要「歸於正」，心無邪念，歸於純正，陶冶性情， 「合內外之道」 ，不為現實中的一切擾亂而蒙塵，以保持道德和境界的不墮落。
人的一生都有不同的際遇，難免會經歷起落和風雨。李杜詩中對「愁苦」的描寫是怎樣的一種形態呢？
李白的《擬古十二首》 ：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 感嘆人生苦短，同時又點出「逆旅」是人在天地之間的常態，萬古以來皆如此，悲嘆的是生命在塵世中的萬世輪迴之苦。李白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中則有更本真的表達：「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李白將飄如夢幻的人生看作是「浮生」，嚮往的是象傳說中的神仙赤松子、安期生一樣羽化歸去：「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凋換，容顏有遷改。（《相和歌辭》其一）」他在漫長的等待中充滿悵惘和期盼：「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短歌行》」「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夢遊天姥吟留別》）」「遙見仙人彩雲裡，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游太清。（《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如果說李白詩中展現的是人類在天地之間的「與爾同銷萬古愁（《蔣進酒》）」之謫仙思歸意緒 ，那麼，杜甫在詩中表現的則是「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兵車行》）」之憂國憂民和思鄉心緒：「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月夜憶舍弟》）」心中充滿感傷、無奈和期盼：「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秋興八首》）」「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李杜詩的格蘊不同之處是，一者為「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三首》）」之天地過客逸緒： 「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贈別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另一者為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之悲天憫人傷緒。前者「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李白《山中問答》）」；後者「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杜甫《哀江頭》）」。
相較之下，李白之詩意在天上雲間，宛若清風明月，恢宏飄逸；而杜甫之詩心繫民間疾苦，仿佛 「國破」「山河」畫卷，悲風深廣。從詩教之「思無邪」角度看，李白之詩更少見世間之牽羈思緒，而杜甫之詩則顯現出憂憤深廣、沉鬱頓挫的悲苦思緒。這種負面情緒事實上就意味著偏離天真無邪，而引發程度不同的思之有邪。
詩詞的格蘊是作者創作時的品性、意境和精神蘊涵的綜合體現。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同時代社會現實和風氣都可能會對詩人產生影響。由於人類社會不同時期的整體道德水準不同，詩人的境界不同，也都會反映在詩詞的文句所承載的背後蘊涵之中。
正如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中對李杜這樣評價： 「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霅，駿馬絕塵。〕……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 李杜這兩座個性取向風格迥異、讓後人軒輊難分的高峰，同時也構成唐詩的分野。
李白詩風在歌行中臻於佳境，杜甫詩風在律詩中達到極致。李詩瀟洒落拓，展現著出世的意趣；杜詩沉鬱頓挫，呈現出入世的情懷。但是，杜甫的詩雖然情摯凝重，但卻非緣於個人情感或悲苦抒發。不似中唐之後元白之詩的囿於個人情感的格蘊，幽怨、感傷漸重，如：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元稹《離思五首·其四》）」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懷三首·其二》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白居易《長恨歌》）」「莫笑賤貧夸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白居易《放言五首·其四 》）」
《二十四詩品》一書的作者，唐代詩人司空圖論詩曰： 「梅止於酸，鹽止於咸。」 [2] 這意味著詩風逐漸推崇描寫世間的酸甜苦辣滋味和內心感受。李杜之後，後世的詩風漸漸沉浸在個人的志向、興致、憂憤、傷懷之中。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詩詞名句即是這樣的風格，而且其中充滿著激昂張力和凌冽風骨：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登飛來峰》）」 「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北陂杏花》）」到了元明之後，詩道式微，只剩下淋漓盡致的情感宣洩和風骨剛烈，如：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徐再思《水仙子·夜雨》）」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石灰吟》）」
綜上所述，李杜詩詞是中國文化史上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峰。李杜詩詞的評價與後世社會的發展狀態和整體道德水平相關，隨著人類的道德水準下滑，世間的苦難越來越多，同時也會使得人們心境蒙塵，生活中所承受的各種形式的悲苦滋味加重，又會逐漸失去那種「思無邪」的純淨、平和，由此變的愈加激昂、剛烈，愛憎鮮明而充滿張力。對詩詞格蘊的表現偏好會趨於更具滋味和張力的表達，因此，詩詞格蘊的價值指向是純淨、純真、純美的「思無邪」境界，能夠讓人內心趨於平靜、平和、歸真的才是詩詞中的極品。
參考文獻
[1] 《全唐文》（白居易，卷0675）；
[2] 宋，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3] 唐，顧陶《唐詩類選序》： 「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群才莫得而並。」
[4] 宋，黃庭堅《山谷先生年譜》；
[5] 唐，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6] 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7] 宋，嚴羽《滄浪詩話》（附錄《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