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5年03月24日】
「藝術的路總是從它的初期到高峰再到回落，人類的所有文化也是這樣一種走向。過去宇宙特性中的成、住、壞、滅，人類的一切都在其中，所以一到人類道德不行了時，什麼都不行了就要重新來了，對人類來講就是劫難，一切都結束了，一切又將重新開始，再走到頂峰再回落，周而復始。」 (《在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
中華民族文學衰滅於共產邪靈
共產黨在人類文學當中是個異類
2004年11月19日到12月4日，海外著名媒體大紀元網站連續發表了9篇社論，名為《九評共產黨》，這一系列社論對為禍人間的共產黨批判的深度和廣度，舉世罕見。九評系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政55年以來對中國人民，甚至鄰國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九評推出後，在全球中文世界引起了巨大轟動。 甚至在嚴密封鎖網際網路的中國大陸，九評也引起了很大反響。退出共產黨，一時之間成為熱潮。 到2005年3月20日，退黨（團）數字已突破40萬。
退出共產黨，也包含著在文學中清除共產黨的流毒。實際上，共產黨在人類文學中也是無處藏身的，完完全全是個異類。
在世界古代文學中，東方以中國為代表，自古以來，文學常有講究文章的氣勢、情志、文采的，諸如「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詩言志」、「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之類，但氣勢、情志、文采如果失去了道德基礎，便會步入人所不齒的歧途。從古到今中華民族文學總的聲音只有一個：文學的根本在於載道立德。所以，老子認為：包括文學在內的萬物源於「先天地生，為天下母」的道；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劉勰《文心雕龍》：「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韓愈：文以志道；柳宗元：文以明道；朱熹：文從道出；史詩歌師：文以頌神。中國的「道」字，可以是有形的神道，也可以是無形的天道、地道、人道。逆天則無中華民族文學，叛道則無中華民族文學，瀆神則無中華民族文學。古人想像不到，會有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東西側身九州，附著在中華民族文學之上作威作福。
在西方，文學的根本也是載道，要麼是神道，要麼是人道。古希臘、古羅馬、希伯來基督文化作為西方文學的源頭活水，文學是對神、上帝的歌頌，創造來源於「靈感」或 「神的聲音」，作品品格應該「崇高」，作用在於「淨化」。綿綿聖露天上來，滋潤出一代又一代光輝的作家：荷馬、柏拉圖、亞理士多德、賀拉斯、聖奧古斯丁、但丁、班揚、彌爾頓、歌德、夏多勃裡昂…… ；自文藝復興來，平等、自由、博愛、民主的人道主義精神，與西方神道相交織，成為西方文學又一道光源。布瓦洛、盧梭、伏爾泰、雪萊、巴爾扎克、雨果、羅曼羅蘭、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等等，在人道主義的照耀下，他們捍衛真理，燭照現實，反對獨裁，抨擊黑暗。總而言之，外國文學，或則翱翔於神道，或則馳騁於人道。翱翔於神道，必不願看漢唐之人受制於邪靈 ；馳騁於人道，必不忍見屈原李白的子孫喑啞於暴政。
上個世界末，本世紀初，在兩大共產國家的當代文學中，蘇聯方面1988年，蘇聯權威文學刊物《文學評論》分三期連續發表了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文中表達了高爾基早年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力、殺戮的極度反感，對蘇維埃政權毫無顧忌摧殘科學、文化的極度痛心，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下面是高爾基發表於1917、1918年《新生活報》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的片段：
「(共產)革命把全國理性的民主力量、精神方面的力量拋到一邊。我們看到，在蘇維埃政權的工作人員中經常出現貪污者、投機分子、騙子、而善於工作的正派人，為免於餓死，卻在街頭賣報、當壯工，加入失業者的行列。這是一場噩夢，純粹是俄國式的荒謬絕倫，說它是胡鬧也不為過。」
「現在必須把科學、藝術創造者的最高成就，帶進野蠻得離奇的當代生活中去……。把人放在豬圈裡，而要他成為天使，這種要求是愚蠢的。」
「我驚奇的看到，作為無產階級能獨立思考和行動的機構「工兵代表蘇維埃」，如此冷淡和漠不關心地對待音樂家、藝術家、戲劇演員以及其他無產階級十分需要的人才，竟把他們送上前線，送上屠宰場，這是在衰竭國家的心臟……這究竟為了什麼？」
「公民們！文化在危險中！」
中國方面，共產本性大暴露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綠原、牛漢、郭小川、穆旦等老一代詩人與郭路生、北島、顧城、舒婷等年輕詩人，他們的作品構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地下詩歌，他們用曲筆和一系列意象揭穿文革慘劇，把文革中的中共比作「炸雷」、「颶風」、「野獸」、「虛假的春天」、「血一般的晚霞」，其中顧城的短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是用籠罩「一代人」的「黑夜」來喻指中共，幾乎家喻戶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第二年，劉心武、盧新華等人即用「傷痕小說」， 茹志鵑、古華、王蒙等用「反思小說」，代表被欺騙的年輕一代對文革提出控訴， 要求反思。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三、四年間，錢鍾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題為《詩可以怨》的演講，文末一段話意味深長──中共才是導致「怨詩」的禍根，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巴金更是用42萬字的《隨想錄》，結合自己個人深刻的認識與痛苦的經歷，代表閱歷豐富的老一代中國人，一針見血的揭露出一個把中國人變成獸的「大封建」 ── 中國共產黨。
……
進入新世紀，於1940年在中國贛州出生的高行健， 200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曾在中國大陸長期寫作，用話劇《絕對信號》反映過文革罪惡，而獲獎時， 高行健已經加入了法國籍，屬法國人。中國人不免要問，中共為甚麼這麼不得人心？沒有中共，高行健會對法國籍感興趣嗎？
2004年，一個在中國大陸長期寫作的作家袁紅冰，流亡澳大利亞，出版四部巨著，引起強烈反響，輿論認為仿佛是司馬遷、李白、蘇軾再現。據說中共的宣傳部長，輿論打手李長春看了袁紅冰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後，嘆息中共的文人為甚麼寫不出這麼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來。可是，袁紅冰用最美的漢語寫就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今天的中國人，要中國就不能要中共。
有一樣東西， 中國文學不要它，外國文學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產黨，它在人類當中是個異類。
有一樣東西，古代文學不要它，當代文學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產黨，它在歷史當中是個異數。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