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8年09月23日】
【原文】
十一月，己丑，魏主於式干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1）。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雋上疏，以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2）。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3）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
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岩壑土木之美（4）。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5），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出自《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梁紀三》）
【注釋】
（1）《維摩詰經》：佛教經典名，全稱為《維摩詰所說經》最早為前秦時鳩摩羅什譯。
（2）塵蔽俱開：茅塞頓開。
（3）應務：應世之務。
（4）極岩壑土木之美：極盡山巒岩壑和寺院建築之美。
（5）延昌：北魏宣武帝於公元五一二年四月改元延昌，公元五一六年三月再改熙平，延昌年號使用近四年。
【語譯參考】
十一月，十五日，北魏宣武帝在式干殿為眾僧及大臣講解《維摩詰經》。這時魏宣武帝專心崇奉佛教，不留心儒家的經籍，中書侍郎河東人裴延雋上書，認為：「漢光武帝劉秀、魏武帝曹操，雖然忙於戰爭，但是未曾廢棄書籍，本朝先帝孝文帝在遷都洛陽和行軍之間，手中的經書都不肯放下，實在是學問有很多益處，不可以臨時中斷。陛下您親自登上法座，為臣民講授佛法奧義，在場的人瞻聽之際，都覺得茅塞頓開。但是《五經》是治理天下的典範，處理世務所應首先研讀的，所以乞求陛下各類經典交替閱讀，孔學與釋教兼蓄並存，那麼內聖外王之道就全部俱備了，教義和世務也就完全暢通無礙了。」
當時洛陽盛行佛教，除寺廟裡的和尚外，從西域來的僧人還有三千多人，魏宣武帝另外建了永明寺一千多間禪房來安置他們。品德高尚的平民南陽人馮亮思維靈巧，魏宣武帝指派他和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領官僧暹選擇嵩山風景優美之處，建造閒居寺，極盡山巒岩壑和寺院建築之美。於是遠近受影響，沒有不信奉佛教的，到了延昌年間，全北魏境內共有一萬三千多座寺廟。
【研析】
北魏一直都在實行漢化政策，亦即將儒家學說推行於民，但到了宣武帝卻獨尊佛學，甚至還登堂為眾僧及大臣講解《維摩詰經》。一時上行下效，全國風行，甚至也有遠從西域而來的，魏宣武帝還特地為他們蓋了永明寺。之後在嵩山又蓋了極岩壑土木之美的閒居寺，因此遠近受影響，全國興建寺院大為風行。於是中書侍郎裴延雋上書，對宣武帝提出建言，首先肯定他登堂講授佛法，可以讓人茅塞頓開，是件好事，但儒學經典乃傳統文化內涵，亦不能廢，所以儒學與佛學應兼蓄並存，那麼內聖外王之道就能具備，教義與世務才可暢通無礙。但崇奉佛學在當時已蔚為風氣，恐怕一時難以改變當時社會現狀。
其實崇奉佛學並非不好，歷代君主也都尊佛崇道，只是常人應有常人的社會狀態，否則全國皆成了和尚、尼姑，脫離人的社會，那也不允許的。所以裴延雋上書的言論，是相當中肯的。處理世務還是應先研讀正統典籍，內化於心，當作待人接物基礎，再佐以佛學，將自己當作不脫離社會的修煉人，那麼整個社會道德高尚，才是合乎社會原則。
【延伸思考】
1.儒家學說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從古至今都是讀書人必修的課程，你覺得他對華人有什麼重大影響？（如待人接物、性格、思考模式……）
2.佛教是從印度傳過來的，它讓人了解生命的本質、人生的真諦……可是為甚麼至今只剩宗教形式，少了真正內涵？
3.宣武帝崇尚佛學，全國起而效之，跟從流行的風氣，從古至今，如出一轍。因為影響深遠，你想執政者及傳播媒體該如何做才能導正社會風氣？
【參考文獻】
1.《資治通鑑》（33） 李國祥 顧志華 陳蔚松主編 台灣古籍 2001年二月出版
2.《資治通鑑》今注（八） 李宗侗 夏德儀校注 台灣商務印書館
3.《白話資治通鑑》（第十冊）沈志華 張宏儒 主編 建宏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