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3年09月13日】
一、劉晏勤政，振國濟民
唐代大臣劉晏，在擔任轉運使時，由於多年戰亂，國庫耗盡，朝廷的所有開支，都依賴劉晏籌措。
劉晏為人精明能幹，足智多謀，變通有無，極為巧妙。他曾以豐厚的待遇，招募善於行走之人，設置傳遞所，前後相望，以探聽和報告各地的物價。即使偏遠之處，幾天之內，即可將消息送達。這樣，就把天下錢物輕重之權，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低價買入，高價出售，使國家獲利。而促進四方的商品交易，又不會出現物價太貴或太賤的弊病。
劉晏認為國家慈愛百姓，不在多給賞賜，而在於促使百姓種田、紡績。平常年景，可按規定收稅；發生了災荒，則應免稅賑濟。全國各地都任命了管理貯院官員，每隔十天、一月，向中央匯報當地的雨雪和收成情況。當饑荒和歉收剛剛出現跡象之時，劉宴就命令官府計算贏餘，預先下令免徵某物，賑貸某戶。百姓尚未挨至窮困，而奏報的蠲免賑濟，已經施行。有人在議論中，譏諷劉晏對百姓的賑救與災情，很不相符，而多用賤價出賣的方法，周濟百姓，他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善於治病的人，只能使病人不致危險、疲憊，善於救災的人，卻在於使災民們不要依賴救濟。因為如果賑災物資太少，就不足以救濟飢餓之人；被救濟的人多了，國家的支用就會短缺。國用短缺，就會再加重聚斂。另外，很多人會對賑災，抱有僥倖之心，官吏也會相互為奸，力強者會得到的多，力弱者就會得到的少，雖有刀鋸在前，也不能禁止。這是兩個最大的禍害。凡是遭災之鄉，只是缺乏糧食，而其他物產尚在，賤價出賣，買進雜貨，因人之力，遷於豐饒之處。或者官府自用，則國家不會支出。多出售糧食，使商賈隨意轉賣，散入農村。貧困農戶，不能趨趕商市，但相互交換，自可免除阻礙和饑饉。這就是兩個最大的好處。
原先在漕運關東米穀進入長安時，因為黃河的水流湍急，大凡運輸一石米穀，到達長安時能得到八鬥，就算是勞苦功高了，可得到優厚賞賜。劉晏認為長江、汴渠、黃河、渭水的水力，大小不同，應製造適應不同水力的不同船隻。長江的船隻，抵達揚州後，換成汴舟；汴舟抵達河陰後，換乘河船；河船抵達渭河口時，換乘渭舟。渭船直達太倉。其間在水旁置倉，轉相受納。因此每年漕運穀物，達到了一百多萬石。卻沒有升鬥之粟，沉溺水中。
另外，原先州縣，都派富人督運漕船，稱為“船頭”，主持郵遞的，稱為“捉驛”，在稅外加征，稱為“白著”。所有這些，都使百姓們不堪重負，無法活命，於是皆去而為盜。劉晏到此一開始，就用官主管漕運，而由吏主管郵遞，罷去了各種名目的稅外加斂，百姓們才從苦難中，得到復甦，戶口也逐漸增加。由於劉宴勤政愛民，又精通行業的情況和技術，精打細算，振國濟民，造福鄉裡，人皆樂之。
二、用勤政愛民之官，方能轉危為安
南宋時，朝廷設置負責經營謀劃，邊防軍務的制置使司（官職名），每年調遣明州府(今浙江寧波東)、溫州(浙江)、台州(浙江臨海縣)三郡的民船，以防元軍從海路攻定海(今浙江鎮海縣)，進而侵占杭州，還要保衛淮東(指安徽淮河以南地方)、京口(江蘇鎮江市)，以防金兵南侵。淮東、京口船隻，登記在冊的，大都損失掉了。每當制置使司按登記的名冊抽調時，一些官吏乘此機會，敲詐勒索，使得老百姓深受其苦。
吳潛(字毅夫，嘉定進士第一，歷官至江東安撫留守。曾應詔陳九事，以正直忤時相，罷東祠。淳祐中，由紹興府入為參知政事，累進左丞相，封許國公。曾論丁大全、沈炎、高壽之奸，後被沈炎彈劾，謫建昌軍，屢徙循州安置。德祐初復官，贈少師。此事系吳潛為沿海制置大使，元軍對南宋戰事甚劇)來到這裡後，制定了使用船的辦法，讓三郡所有的縣，都選出鄉裡最有才幹的人，把這些船隻，組織起來，加以訓練。如果一整年只抽調三隻船，而登記有船的一共有五六十家，那麼，就大家合夥辦六隻船，交出三隻船應調，剩下的三隻船，歸自己使用，用它搞運輸，或別的營業性勞動，賺回的錢，除維持生活外，還有富裕。就把富裕的部分，儲存起來，以供來年之用。凡船身的寬窄長短，都有一定的規格與要求，應調的船，都烙有記號，抽調使用，都有固定的時間安排，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作制度。
又規定：所有抽調的船隻，都專門留在了江邊，不定時的輪流下海巡視警戒。那些船戶，都願意保護好自己的家鄉，都爭著劃大船，來聽候調遣。每日天亮時，在三江口集合兵船、民船，向四周一看，無風無浪，海面很平靜。
吳潛又在夜飛山下，設立永平寨(即今福建武平縣北永平，明初改置為巡檢司)，統一按部隊進行編制(五十人為一組稱編，也有時二十五人為組，兵車二十五輛為一編，此似指船數，若類推應指二十五隻船)，選出校一級官職為領導，發給維持生活的票據，供給巡視及作戰軍艦，把漁民也組織起來，使行動不受侵害。
建立瞭望哨與指揮台，對外可以防止倭寇侵襲，對內可以保護京師不受侵害。
還建立有情況白天放煙、夜間舉火的傳遞警報系統，共分為三路，以招寶山(本名侯濤山，在今浙江鎮海縣東海之中)為指揮中心，一條路直接通到大洋壁(疑指大洋寨，在今福建浦田縣北，明萬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置巡檢司於此)山下，一條路直接通到瞭望台的地方，一條路直接到本府演武亭。
從練武亭秘密傳發一道令牌，一直傳到大本營，而沿江沿海的烽火傳遞飛馳，看到的那種迅速勁兒，使敵人都感到恐懼，而不敢來犯。
吳潛把保國防與保家鄉結合起來，把搞好個人生計、安排公事結合起來，確保了一方安寧。在這期間，吳潛與船民，親如一家人。
朝廷和百姓，皆大歡喜。
時在亂世，用人須靠勤政愛民之官，方能轉危使安，轉禍為福。若用貪腐之官，只會“越搞越糟，雪上加雹。”悔之晚矣！
三、董博霄在危難時急中生智，撐度難關
元代的董博霄，字孟起，至正年間，累官河南行省右丞，嘗克復杭、湖、徽、饒諸路，斬獲無數，尋駐南皮縣境，而毛貴兵奄至，遂督兵與敵軍力戰，至死。
他是河北省磁縣人。在元順帝至正十六年(紀元1556)，給順帝建議說：海寧(即浙江海寧縣)縣內不通船，軍糧只能靠陸路運輸。瀕臨大海的百姓，屢次遭受日寇的侵擾，宜採用一些委婉的體恤、安撫政策，暫且讓軍隊士卒，代替百姓搞運輸。
其陸路運輸的辦法是：每人走十步(五尺為一步)，三十六人能走一裡路(過去曾有過180丈為一裡，1929年制定150丈為一裡，合公制為500公尺)，三百六十人能走十裡，三千六百人能走一百裡路。每人背四鬥米，用布口袋裝著，把口袋口用繩子扎住，蓋上官印封住，可避免中途被人偷盜，人的肩上，一直傳遞著，不離糧袋，沒有停息的時候，糧袋由這個人、傳給那個人，也用不著挨地、就傳走了，人就按五丈遠一個人，排成二十八裡，一天每人扛糧袋五百次，每次走五丈遠，一天一人扛糧袋，往前走十四裡路，不扛糧袋，往回走十四裡路，按照這樣的速度計算，一天可運米二百石，可供二萬人食用。這就是董博霄所說的陸路運輸，一天所運的糧食數。
國家在危難之際，正是靠董博霄這種艱苦卓絕的幹才，帶領士兵和貧民百姓，急中生智，撐度難關！
（均據馮夢龍《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