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7月04日】
第四章 海納百川 教化眾生
對聖皇大君而言，光有自身修煉得道的圓滿，僅獲當朝“無為而治”的歸宿是遠遠不夠的。太宗以金輪聖王身份，降生皇室，心繫天下，普度眾生：“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隨梵音而俱遠。”“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帶領當朝及身後無量眾生，完成奠基人類思維工程的千秋創建，設立人類社會運作的萬代標準，太宗廣結聖緣，尊崇道家、扶持佛家、提擢儒家、接納西教，其海納百川的氣概使得百業俱興，其“貞觀之治”開創盛世輝煌。盛唐文化，創建了人類的輝煌。
第一節 儒學新用
興擢儒學
黃帝修道圓滿，乘龍升天，那時尚未有“儒”，佛家亦未至中土。道家為華夏神傳文化主導。那時人神同在，道德高尚，聖皇堯、舜、禹等以道治天下。
隨著人們道德開始下滑，道治天下至周朝有了變化。周朝天國子民帶來了一套治理國家、教育、信仰，甚至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各方面“禮”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以周禮的標準來規範各族、各代禮樂內容。各種典禮所用的音樂主要是“雅樂”——宗周豐鎬京畿之樂，通過制度形式推行至各個社會層面，加強周人血脈聯繫並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周禮認為“上天”只會把治理天下的“天命”交給有“德”者；一旦天子失“德”，就會失去上天庇佑。因此，君臨天下的君王必須“以德配天”。
此即孔子所景仰之“鬱鬱乎文哉”的禮樂文化。及至周室道衰，紀綱散亂，褒貶失實，孔子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這是孔子在歷史上的業績。孔子辦學，後人稱“萬世師表”。“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這裡分清了孔子的“哲人”身份和先皇聖君的“聖人之至德，先王之要道”之別。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若無先王之要道，孔子何以附焉？然他的“為政以德”又把周代的“以德配天”從“天”降到“人”。
孔子從周禮，實際排斥了“道”在中華文化中的奠基地位。周禮規定了成千上萬“禮”條，於是有了“儒”的官職。儒，指儒家；舊時也指讀書人。《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漢時說，儒是司徒之官，還曾出現在“優、倡、侏、儒”（《史記‧孔子世家》）之列。“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不言神跡，不言神，孔儒如何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太宗即位之初表明：“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堯舜之道”與“周孔之教”，一“道”，一“教”，內實外形，高下分明。若無鳥無魚，則“翼”、“水”何為？除了堯舜的中華文化道統之外，任何後世之“家”自詡為“道統”，莫不是無鳥之翼、無魚之水，有形無實。把先聖堯舜之道，套入孔儒之教，實在是史上冒天下之大不韙，把宇宙塞入雞蛋之妄為。
從史實看，當時的儒學，是泛指文化人的教育，不是狹義的孔儒思想承傳者。“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勛賢三品以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太宗即位不久，便精心挑選天下文儒，保留他們現任官職，併兼任弘文館學士，供給他們五品官員享用的精美膳食，讓他們在宮內歇息留宿。太宗上朝聽政間隙時間，把他們引進內殿，討論古代典籍，商議謀劃政事。後來，又下詔讓三品以上的皇親貴族、賢臣良將的子孫充任弘文館學生。
太宗實施“貞觀之治”，並非熱衷“周禮”。“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鹹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
“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太宗建立並完善了培養官吏之正規教育體制。
唐無廢業
《隋書》稱“儒者，所謂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眾，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隋書》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儒者”，與“法者”、“農者”、“兵者”、“醫方者”一樣，不過是社會百業之一。用今天的白話，就是學校的老師。儒者之責任是幫助“人君”傳播“聖人之教”於被教化者。其中有著書立說的，也即“編教材”者。儒者之職能是將“聖人之教”“宣而明之”，其本身不是“聖人”或“聖人之教”的創造者。不得要領者，還會失了聖人之教本義，誤人子弟，正如，“俗儒為之，不顧其本”，“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
相比之下，《隋書》對“道者”、“佛者”的說法大為不同，與“儒者”不是一類：“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
那麼，什麼是儒者所應該宣明的“聖人之教”呢？就是中華聖皇明君所開創、倡導、整理，從堯、舜、禹開始傳遞下來的正統文化。春秋時代，孔子編輯了“六經”作私塾教本。後來，更由幾位中華聖皇——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康熙等親自主持收集、編輯，越來越規範了正統的完整版本，用以保持、歸正中華文化，教化眾生。
太宗之朝無廢人。各種各樣不同個性和優缺點的人，在太宗治下各得其所，得以揚其所長、避其所短，共同成就輝煌。
太宗之朝亦無廢學、無廢業。百家百業，其天賦的社會使命、功用特點，昭告清楚，在太宗治下各承天命、各司其職，共同造就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