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7月08日】
楊錫紱（讀佛）(1701—1769年)，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清江人，雍正年進士，歷任主事、郎中、道元、布政使、巡撫、尚書、漕運總督，凡三十餘年。
楊錫紱外任，首先在廣東肇慶地區，視察政事，訪問利弊，爬羅剔抉，興益除害。肇慶因臨海，所以借堤壩攔水衛田。楊錫紱上任後，每年都要親臨督修。這件本來民間可以自行辦理的事，楊錫紱卻把它看成極為重要的工作，毫不放鬆。因此，終其任，“轄區無水患”。
楊錫紱在廣西任布政使及巡撫時，出於對地方政務的負責，多次向乾隆皇帝上疏諫言。其中有三件看似瑣細之事，卻頗得乾隆帝賞識： 一是針對州縣官，以土產饋送上官之陋習，他建議禁止饋送，以澄清吏治。二是在廣西推行保甲過程中，鑒於該省民族雜居，建議“各就其俗”，仍以往昔頭人管理村寨，以順民情。 三是針對各地駐兵“欺凌負販”，“驅役村莊”之弊，建議由地方文武長官，共同對駐兵進行管理、約束。皇帝對他這三個奏摺，或“詔嘉之”，或“得旨允行”，均予支持。
楊錫紱任湖南巡撫時，發現一些原來的池塘陂澤地，多被改墾田地，於是上疏乾隆帝，詳細論述了農田與水利工程的關係，指出為擴大耕地而殃及水利工程，是“圖利忘害”！儘管一時可以增收，但若遇旱澇，則“得不償失”。因而建議皇帝下諭各省督撫，“凡有池塘陂澤處所，嚴禁改墾。”當時各省米價騰貴，乾隆帝徵詢各省督撫的意見。楊錫紱奏稱：造成米價昂貴的原因很多，有些又非一時可以解決。如欲速見成效，有兩件事當格外注意，一是常平倉積貯，應以足夠賑濟為止，不必過多。否則市上糧少，價格必貴。二是努力發展生產，“尤宜專意講求水利”、“以期產谷增多，此亦補救米貴之一道也。”乾隆帝對楊錫紱的這兩個奏摺，非常讚賞，“均嘉納焉”！
湖南的長沙、岳州、常德、澧州諸境，瀕臨洞庭湖，沿湖田廬，全靠堤壩護衛。按清政府規定，該地方應於每年秋冬撥款，興工修築。然而以往各官，均視為兒戲，多不過問，以至“豪家蠹胥，包攬侵扣，工力不均”，結果使堤壩長年失修。楊錫紱在巡撫任上，嚴格按朝廷規定的水利工程年修的要求，認真辦理，每年均“嚴飭有司辦治”，他本人也“輕舟減從，時巡視之，察其勘惰，予以勸懲。”終於使“堤工既堅且硬，彌望屹立，民亦無虞。”
乾隆二十二年(1757)，楊錫紱因政績顯著，被授為漕運總督，負責漕糧督運事。他上任不久，他便奏請皇帝豁免負責運糧的興武、江濰衛百姓舊欠款項。開始，乾隆帝認為楊錫紱新官上任，不抓大事，而只著眼百姓利益，遂“責其沽名，命以養廉代償”。但楊錫紱堅持自己的意見，並再次上疏，詳細論述：“漕運必靠百姓”的道理，同時指出：“新丁（丁：民工）但交篷桅槓索價值，舊丁公私欠項，不得勒新丁接受。”乾隆帝看罷，認為“此奏確有所見。”“尋以錫紱實心治事，命免以養廉代償。”楊錫紱任漕運總督期間，還針對漕政中的各項問題，如疏通河道，禁止挾帶私運，管理運官，撫恤運丁等，一一向乾隆帝提出自己的處理意見，均得到乾隆帝好評，或諭“所奏俱可行”，或諭“錫紱此奏，破瞻徇之習，如所議行。”楊錫紱特別注意對運丁的撫恤，關心其疾苦。“時旗丁（治區之民）多疲睏，公加意撫恤，運官不敢有私求。旗丁感公（公指楊錫紱）德，建生祠於河岸。
他取得了運丁的信任和支持，從而保證了漕運的順利運行。他“在任多年，凡糧艘運過，安靜不擾，沿河居民，往來行旅，無不帖然（平安順暢）”。
“所修舉事若瑣細，然皆當官之急務。”這是《清史稿》對乾隆年間封疆大吏楊錫紱處理政務的評價，也是對他刻苦自勵的充分肯定。楊錫紱“所至內外，皆有實政。”這與他處理政務一絲不苟的態度，是分不開的。有些為官者，大事辦不成，而對小事又不屑一顧。楊錫紱則不然，他從小讀書，務求實用，“及在官，試其所學，學日以顯。”他處理政務，不分職責內外，不論事之大小，凡有利於國計民生者，皆視為急務，從不稍怠。他還經常針對地方事務，上疏奏言，“凡所陳奏，悉協大體，而尤關乎國計民生。”
楊錫紱任官三十餘載，一直以勤苦自勵。他既能處處著眼於大局，又善於從那些看似瑣屑的小事做起，政績顯著，深得皇帝讚賞，同僚推崇，百姓愛戴。
“終其任，無水患。百姓帖然。”大德至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