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9月21日】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時，那場元末戰亂給他留下的是一片飽經創傷的景況：到處是荒蕪的田地，流亡的饑民和無人收埋的屍骨……
文武新貴們，可以彈冠相慶了，攻克元大都的捷報和一陣陣“萬歲”的呼聲，也著實令人陶醉。但是，作為開國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卻冷靜地考慮到了他所面臨的嚴峻事實，“安民”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對於這位貧苦農家出身的皇帝來說，農民的生活，並不陌生，他也知道農民需要的是什麼。
“四民之中，農最為勞。”他經常這樣告誡太子及官吏們，“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余能幾? 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農民）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當差做工，也是農民分內的事，要使國家富強，就必得讓農民安居樂業！
有這樣的想法和理念還不夠，同時還必須有一套措施，來保證農民能夠安心從事生產。原則只有一個，那便是讓農民和土地，結合起來，所謂：“有土有民，何患不足?”辦法也很簡單，荒蕪土地多了，招募人來開墾；無主田地多了，遷徙農民來分種；沒有農具糧種，由官府撥給；無力交納賦稅的，暫免徵收……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利農之舉。但是，如果以為僅憑這些朝廷頒布的原則，就能讓農民安居樂業，那就錯了。還得要有行動，有措施。
戰爭給人們留下的創傷，不僅是家園的破壞，親人的喪離，還深深地傷及了人們的內心，戰亂的慘狀給人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當時人記述說：“天下兵革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製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以人肉為軍糧，恐怕不僅僅是殺人取樂，也是實在顆粒難得了。百姓除了餓死，便是淪為軍口之食。那些軍口餘生的百姓，對於新朝的利農之舉，自是求之不得，但是要安於耕作，卻也並非易事。弱不禁風的生產能力，一旦有風吹草動，便無法維持。說是新墾之田一年免徵，可是官吏征不俟期，百姓便棄田流亡。流亡成了農民對付官府的一種習慣性手段。
不過，在這一點上，明太祖朱元璋比別人更有辦法，因為他本人便曾是個最貧苦的農民。在朱元璋時代所建立的從上至下的秩序，除去對人民的控制之外，還要督促農民從事生產。要想使那些利農之舉得到落實，就必須有一大批能夠執行皇帝意圖的基層官吏。從府州縣官吏，到鄉間老人，明太祖朱元璋都作了具體安排。
每當府州縣史，來朝後，辭退時，朱元璋總要訓話一番：“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如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腹人以肥已，爾等戒之！”但這還不夠，他還必須把這種精神，貫徹到基層的鄉裡。每個鄉裡，都要置一個木鐸(木鈴)，選派一些年長之人，每月六次，邊走邊宣講“勸農務本”的道理。各鄉裡還都置有一面鼓，凡到農忙季節，每天清晨，擊鼓催農民下田。有懶怠不務正業的，由鄉裡老人督責，裡老若不勸督，則要責罰。各村鎮鄉裡，都張貼著《教民榜》，上面寫著：
一、河南、山東農民中，有些人懶惰，不肯勤農務，以致衣食不給。朝廷已嘗差人督教耕種。今出號令，此後止是各該裡敬請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該管老人點閘。若有懶惰不下田者，允許老人對其責決。務要嚴切督導，見丁著業，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農民窮窘，為非犯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
二、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納糧當差之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以足衣食。每戶務要照依號令，如法栽種桑、株、棗、柿、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以做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使用。遇儉年可以當糧食。此事有益爾民。鄉裡老人，平常應提督點視。敢有違者，予以家遷化外。（把懶惰之家，遷至荒漠，作為懲罰）
“教民榜”的內容，詳明而嚴厲，易為農民所理解，所接受，而且這些耕種的規定，都有法律賞、懲為後盾。在這層層督教之下，出現了一幅雞犬相聞、耕牛遍野的繁榮的勞動和生活景象。
朱無璋的《教民榜》，在勸農安民方面，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有的史學家在談到這些情況時說：“對農民吃飯穿衣問題的關切，與歷史上的帝王們，加以比較，朱元璋確實是很突出的。”
（事據《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