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7年12月09日】
編者按：為了弘揚中國神傳文化，清除邪黨文化的影響，在教育領域的大法弟子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見，開始著手編寫一套中國正統文化教材。因為是剛剛起步，難免有所不足，我們需要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尤其是教育領域的大法弟子的參與和指正。我們誠摯的希望使用這份教材的同修，能將上課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教材的優缺點反饋給我們，以便我們不斷的修改提高，使教材更加充實完整。同時，我們也歡迎更多有意願參與教材編輯寫作的同修加入進來，共同完成教材的編著。
【原文】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1)六蔽(2)矣乎？」對曰：「未也。」「居(3)，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4)；好知(5)不好學，其蔽也盪(6)；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7)；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8)；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9)；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10)。」(《論語．陽貨第十七》)
【注釋】
(1)六言：言，字。這裡指仁、知、信、直、勇、剛六字，也就是這六種美德。
(2)六蔽：蔽，弊病。這裡指愚、盪、賊、絞、亂、狂這六種弊病。
(3)居：坐下。
(4)愚：被人愚弄。
(5)知：通「智」。
(6)盪：放縱不受拘束。
(7)賊：遭受傷害。
(8)絞：急切、偏激。
(8)亂：犯上作亂。
(9)狂：傲慢自大。
【語譯】
孔子說：「由呀，你聽過六種美德和六種弊病了嗎？」子路回答說：「沒有。」孔子說：「坐下，我告訴你。愛好仁德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被人愚弄；愛好智能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放縱不受拘束；愛好誠信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遭受傷害；愛好正直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急切、偏激；愛好勇敢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犯上作亂；愛好剛強卻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傲慢自大。」
【研析】
完善道德修養，必須學思並重，言行如一，學習道理和實踐道德修養，要緊密相扣，如果連如何修養心性也不懂，那就會不得其門而入，所以好學是最基本的條件。明白方法、道理了，就要按著做，真正能做到，道德修養提高了，才是真正的提高，這時還要再學習更高的道理，修養才有辦法再提高。如果只有一味地學習道理，沒有實踐，學習所悟的道理也會有限。
本文談的是：光想實踐，想著要修養心性，卻不好學，不懂如何做，不得其法，那麼不但心性得不到提高，還可能出現心性缺失對應的弊端，甚至對正道不堅定。例如：要實踐仁德，但思想理解的仁卻還停留在較低道德水平的善良，這樣自然起不到昇華的實效，還容易流於「人善被犬欺」，而又無可奈何的弊端。所以真正學習道理，不斷地領悟更高的道理，自然會知道如何去做，才能時時有機會提高，才不至於問題叢生，被艱難險阻所困，當然也能開創更加有利於修養心性的環境和條件。因此孔子勉勵子路要好學，才不至於出現種種弊端。
【延伸思考】
1、不懂得方法、道理，會到處碰壁，就像在黑暗中行走、工作，也像瞎子摸象般，錯誤百出，弊端叢生。所以說：如果旅遊要有車子，還要認得道路，還不至於迷路；那麼要成就一件事，當然除了要有人和各項資源、利器之外，最重要的是做事要符合道理、講究方法。
想想看：如果一個國家或公司，花費了很多人力、金錢、物資，做的卻是不合法、傷天害理的壞事或工程，就算這些人再聰明，再有能力，他們自認為方法再好，可能成功嗎？他們造成的重大弊端，受害的將是誰？
2、只有注重道德並且真正修養心性的人，才是最有可能擺脫身心疾病，真正善待群眾，為群眾做大好事的人，這樣的人才不至於窮於應付種種偏離道德造成的弊端、疲於奔命、自顧不暇。
想想看：偏離正道是不是造成身心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道德低落、失去理智的原因？是不是人們無能、無法善待他人的原因？是不是一切弊端的根本原因？唯一的解決之道，是不是要學習道理，注重道德修養？
【閱讀資料】
古人作學問，非常講求心性的高低。因為古人學習的內容直接就是講求「性命」之理的。像《周易》裡面有許多都是講解道德心性的，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等。最為人們所知道的是在趙宋時代，莘莘學子都是在打坐以後才學習的，其它的朝代就不用說了。
宋朝邵雍曾拿儒家的學習經驗來解釋，說：「像《易》這樣講求性命自然之理的書籍，怎樣去學呢？這有三個不同的情況或結果：
如果像孔子一樣，杜絕了四種弊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沒有主觀猜疑，沒有一定要實現的期望，沒有固執己見的舉動，沒有自私的心。他順從自然的心境，把根本的東西一直貫徹始終，學問和道德修養結合一體，最終孔子得到了《易》中的真正的性命之學的道理。
如果像顏子(孔子門下最著名的大弟子)一樣，雖然能心領神會《易》的思想，已經能知道其中深刻的道理，但證實道理和修養心性方面欠缺深厚的功夫；於是學習了《易》以後，顏子所知所學超過實踐的成就。那麼，顏子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好學不倦者。
如果像子貢(孔子門下其中一個著名的弟子)一樣，把積累知識的多少當作學問，雖然有心求道卻沒學到心法旨要，也就不能好好地去除自己的成見、執著，自然不能讓自己全身心和《易》理結合在一起。所以，子貢沒學到《易》的真正的性命之理。」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孔子是真正的以修養心性的狀態去學習的，所以他才掌握了《易》中最艱深的道理；顏子雖然有修煉的心態，可惜修養心性的功夫尚有限，所以比孔子差了一截；子貢沒有修煉人應有的狀態，把《易》當作一種知識來對待，結果所得有限，更何況《易》中的性命之理呢？由此，古人把學問的高低與修養心性的高低聯繫在一起，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修養心性，那麼他所學的東西只是一種知識而已，對於高深的道理也就難知難解。一個人修得越高，他知道的內涵就越高。
這種現象在古希臘也有相似的情況，蘇格拉底(公元前470―前399年)，就像中國的孔子一樣。蘇格拉底和他著名的弟子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以及柏拉圖著名的弟子亞裡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之間，也有類似孔子、顏子、子貢的這種情況。
(參考數據：邵雍《觀物外篇》)
(改寫自正見網：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4/5/22/272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