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包拯論地震」來看「災異遣告說」

心慈 (大陸)


【正見網2008年06月06日】

包拯,又被稱為「包青天」,以其剛正不阿,清廉公正的為官風格被傳揚了千年。他在民間與關羽並稱為「文武二聖」,其在鄉村草野的地位能與孔子在廟堂大殿上的地位相媲美。讓我們來看看這樣一位古代大法官是怎樣看待「地震」這一自然現象的――

《包拯集校注》中第64篇「論地震」如是說:「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雄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蟲生,皆天意先事示變,必不虛發也。謹按《漢書・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其異孰甚焉。又夷狄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月,臣恐四夷有謀中國者。且雄州控扼北鄙,登州密邇東夷,今繼以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況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陛下特留聖意。」

包拯的這篇《論地震》中至少包含了三個信息:一是地震,蝗蟲自然災害是某種「天意先事示變」,二是各種災害相應的人事變化「未有無其應者」「必不虛發也」,三是人間君主應「深思而預備」或能免除災害應驗的更大人禍。

需要指出的是包拯的這篇《論地震》是收錄在他給皇帝的奏議集《包拯奏議》當中,那麼既然是給皇帝看的奏議,其嚴肅性就不言而喻了。事實上古代無論是君主還是臣子,老百姓都是把這種「災異遣告說」視為如四時變化,晝夜更替一般信實的規律的,絕不是現代那些被無神論洗腦了的人們眼中的「迷信」。對這一說法歷代史書都有專門的篇章――《五行志》來認真記錄下來,足見古人對此學說的肯定性。最早官方將其作為信史記載收錄的時期是漢朝,董仲舒在將儒學復興同時也將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春秋》公羊學中的「天人感應」「災異遣告」說發揚並承繼下來。

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康災異之變。」他認為天人相類相通,天的賞罰是依據人類行為好壞而施。他指出天分別用符瑞和災異對統治者顯示讚賞和譴責,用以指導人世間的活動。其中他又特彆強調災異的警懼作用,認為自然界的災害變異,是為政者的錯誤所導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遺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見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必仁且智》) 「國家將有失敗之道,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漢書•董仲舒傳》)極力強調統治者須承天意而施政,否則就要受到天的譴告和懲罰。

董仲舒還認為各種不同的天災還對應不同的事,不同的天災反映了不同的政治之失,也就需採取不同的補救措施,比如――

日食:陰侵陽,人君驕溢未明,為陰所侵。帝王自責不能治育群生,吏不稱職,所謂「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其措施為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位有德,褒有志。

地震:地為大臣之位,當載安萬民,懷藏物類。地震昭示臣有貳心,政權不穩。帝王自責不能附遠安民。其措施為舉賢良方正,罷擾民之事。

火災:人君貪財,賦斂民取民貨。帝王自責不治,過失甚大,而群臣又未肯極言過失。其措施為舉廉直之士,大赦天下。

久旱:人君不能澤惠下民,則蝗蟲害谷。帝王自責不德不明。其措施為宥謫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廩不足。

日無光:國有讒佞,朝有殘臣,混亂朝綱,禍害黎民。其措施為遠佞諂,近忠直,修經典,習聖人之道,舉賢良方正。

他指出災異之變在形式上表現為天意對統治者的譴告,統治者如能對災異譴告作出積極反應,改善治政,就會感應上天,變災異為禎祥,否則必將亡國失政,基於這種體認,漢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每每借災異而要求帝王下「罪己詔」。這種傳統一直流傳到清朝,也就有了前文提到的包拯上奏論地震的史話。事實上這也是古代統治者敬畏天道,為政求德的傳統,可不像如今共產黨宣傳下的封建君主有多麼獨裁專制。

流傳了幾千年的傳統自有它的道理,如今中共「無法無天」的統治導致這些年天災不斷,僅是今年就有暴雪、地震、暴雨、沙塵暴的頻發,再結合如今大陸的社會的狀況――社會誠信缺失,官僚貪污腐敗,九年來迫害法輪功修煉團體……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警惕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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