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5年11月18日】
一、司馬遷繼父業忍辱著書
司馬遷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又是著名的文學家。他所作《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具有開創之功。《史記》語言形像鮮明，又具有很高的文學性，是歷史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後代學者一直將它當作史傳文學的典範。被後人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的歷史和文學成就，是得到一致公認的。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他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代任太史令(司馬遷尊其父，在史書中稱之為“太史公”)。這個官職在春秋戰國時代地位極高，負責國君文書起草，策命諸侯，記載國事，編著史書，收藏典籍等，還負責天文曆法、祭祀等事。但到後來，地位漸漸低微，變成了單純的史官。司馬談學有源淵，曾總結當時流行的先秦諸子學說，認為陰陽、儒、墨、名、法等各家都既有長處，也有缺點，只有道家最能綜合各家的長處。他又根據《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發憤撰寫史書。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始建漢家封禪，司馬談卻因故被留在洛陽，不能隨同前往。他認為自己身為太史令，遇到這樣的大事卻不能同行，實在是奇恥大辱，滿腔憂憤，竟因此而死去。臨死之前，他拉著兒子司馬遷的手，哭泣著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上代都功名顯赫，到後來逐漸衰微，難道要在我手中斷絕了嗎?你如果能繼我之位做太史令，就能繼續先祖的事業了!如今天子繼承道統，到泰山行封禪之禮，我卻不能跟從，這真是命啊！我死以後，你一定會繼續擔任太史令。如果擔任了太史令，千萬不能忘了我想要著述的東西!所謂孝道，一開始是孝順父母，到中間是服從於國君，最終則是顯身揚名，以光宗耀祖。幾百年以來，史記(指歷史的記載)缺乏。如今漢朝興起，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令，卻未來得及將這些都記載下來，我實擔心這些史事會湮沒，你千萬不能忘了此事!”司馬遷低頭流淚，對父親說：“請父親將所要論述的東西向我一一說明，我決不敢忘記您的囑咐!”
司馬談死後三年，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時在漢元封三年(前108)。他盡閱史官所藏舊史，又遍游各地名都大邑，探訪古蹟，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作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漢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開始編撰史書。同一年，他和唐都、落下閎等人，共訂《太初曆》，進行曆法改革。這些都是在他的太史令職責範圍之內的事。
天漢二年(前99)，發生了一件司馬遷生平中的大事。將軍李陵與匈奴作戰，因戰敗而投降了匈奴。司馬遷為李陵辯解，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在盛怒之下，對司馬遷施行了殘酷的刑罰——宮刑。司馬遷悲憤欲絕，深感恥辱，一度不想再活。但是想到父親的遺願尚未實現，自己的著作尚未完成，他又強忍恥辱，咬著牙活了下來。司馬遷身世甚苦，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孤身一人存世(此據司馬遷所撰《報任少卿書》)。如今又變成一個刑餘的廢人，如果不是自己的心願、也即是他父親的遺願尚沒有能夠實現，以司馬遷的剛直性格，他就不會再苟且偷生。
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列舉了許多前人的例子：“西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古時剔去膝蓋骨的刑罰)，《兵法》修列；不韋(秦代呂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即《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些話，實是司馬遷當時心境的寫照。他出獄以後，仍任中書令，發憤著書。前後一共經歷了十二年，到征和二年(前91)，他終於完成了《史記》這部輝煌的巨著(當時稱作《太史公書》，三國以後統稱為《史記》)。全書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總括了三千餘年的史事，計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餘字。可以說，這本書是司馬遷一生心血所凝結成的。
不難看出，《史記》的規模、形制，都完全符合司馬遷父親司馬談臨死時所提出來的要求，司馬遷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他父親的遺願。
中華家教之嚴整與神聖 、作用之偉大，於此可見一斑！
(《漢書•司馬遷傳》)
二、薛宣無言責兒子
西漢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今山東郯城縣西北)人。漢代尚沒有科舉制度，他是被地方官舉薦為孝廉、秀才，而步入仕途的，先後擔任宛句、長安縣令，御史中丞，臨淮、陳留太守等，又曾任御史大夫。鴻嘉元年(前20)又代張禹為丞相，被封為高陽侯。薛宣做官很有才能，任地方官時，教令完備，賞罰嚴明，很有治聲。在朝廷中做官時，廉明持正，政聲也很好。
薛宣的兒子薛惠，後來也做到俸祿二千石的大官。一開初，薛惠在彭城縣當縣令。薛宣這時正由臨淮太守改官陳留太守，他去陳留上任時，正路過彭城，便順便到兒子任所看望薛惠。誰知一到彭城縣境內，見橋樑以及供朝廷官員來往使用的驛站等，均殘破不堪，都未加修葺。薛宣見此狀況，心裡就明白兒子不能勝任縣令之職。他在彭城住了好幾天，只是每天在縣衙中幫著處置處置雜物器具，侍弄侍弄菜園中種的蔬菜等，絕口不問兒子的公事。
薛惠見父親情狀，便知道自己的作為，不能令父親薛宣滿意。過了幾天，薛宣要去陳留上任，薛惠便特意派一個縣吏送父親到任所，囑他有機會時，詢問薛宣對他的看法。這個縣吏一直送薛宣到陳留，找了個適當的機會，便誠懇地問薛宣：為什麼不問問兒子的吏事，給薛惠一些教誡？薛宣笑著對縣吏說道：“做官之道，如果是關於法紀政令方面的事，可以通過求教之類的方式學到。至於能不能做官，自有其天生的資賦，這又怎麼能學到呢?很多道理，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悟。光靠我去講去教，怎麼能行呢？”言外之意，是認為兒子無做官才能。後來，薛宣的這番話傳了開來，朝廷內外的官員，都認為此話很有道理。薛惠得知此事後，從思想深處找自己的毛病，儘量做到讓父親滿意。他下了很多功夫，確有很大進步。
薛宣的話顯然有些片面。他過於強調人的素質，其實素質也是可以通過後天的學習，而逐步提高的。
從這則故事可以看到，儘管薛宣沒有十分嚴厲地責備兒子，但他對兒子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這種不教而教的方法，對薛惠很有觸動。後來情況如何，史籍無載，但薛惠後來確實做到了二千石的大官，應該說：這與其父對他行“無言之教”有關。
(《漢書•薛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