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鑒今:從「詠烏拜官」說到大唐詩盛之必然!

鄭重


【正見網2016年01月21日】

李義府(614——666年)寄居在蜀地的時候,袁天罡(唐代著名相術家)看到他,便大感驚奇,說:“這位少年郎君,將來的富貴,必定會達到臣僚的極限,但壽命卻不長久。”因而留他在自己家裡住下來,還把自己的兒子,託付給他,說:“我這孩子有當七品官的命相,希望您照看、提拔他。”李義府答應下來,然後又問袁天罡:自己的壽命究竟有多少年?袁天綱回答說:“您五十二歲以後,就不是我能夠預知的了。”

後來,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人,連續不斷地向朝廷推薦李義府。唐太宗便召見了李義府,並要求他吟詠一首描寫烏鴉的詩,李義府立即吟成,《詠烏》詩曰:

日裡颺彩霞,
琴中半夜啼。
上林如許樹,
不借一枝棲。(烏鴉是不吉祥的鳥,所以不讓它棲息)

詩的意思是:“烏鴉在朝陽下,渾身輝耀著雲霞光彩,夜晚琴曲聲裡又可以聽到《烏夜啼》。皇家上林苑囿中生長著這樣茂密的樹木,卻不能借給一條樹枝讓它棲息。”

唐太宗非常讚賞李義府的這首詩,說:“我將把整株樹借給你,又豈只是一根樹枝呢!(唐太宗不嫌棄出身低賤,唯賢是用,由此可見其大度能容)於是,就由門下省典儀的小官,破格提拔李義府擔任監察御史。以後,李義府的職位和壽命,都被袁天罡的預言說中了。

這則“詠烏拜官”佳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唐太宗李世民對詩歌的嗜好和對詩人的獎掖。實實在在,李義府這首即興詠烏詩,也寫得頗不錯。他借詠烏而抒懷,委婉含蓄地表白了自己希望獲得升遷的心意。詩中的烏鴉,實際上喻指著李義府自己。“日裡飈朝彩”,使人聯想到李義府沐浴著大唐皇家的溫暖陽光,因為在古代社會,人們往往把皇帝比作太陽。“琴中半夜啼”句,由《烏夜啼》的琴曲生髮出來;而烏鴉的夜啼,也就說明李義府對自己的屈居下僚,有所感懷了。“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兩句,是全詩的情感重心。“上林苑”本為秦漢時皇家苑囿,這裡代指唐宮苑囿。兩句詩緊密相連,意在言外。其內蘊的深意是:朝廷設有如此多的官位,卻沒有我李義府一席之地啊!如此詩意,唐太宗李世民一聽便心領神會了。所以,他立即表態說:“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這樣,李義府便由門下省典儀的小官,破格提拔為監察御史了。

這種破格提拔,究竟對不對呢?是否過於偏重了詩才呢?筆者以為並非如此。因為在唐太宗當面考核李義府的詩才之前,大臣李大亮、劉洎、馬周等人,都曾—再舉薦,太宗對李義府的道德、才能,已是很了解的,更何況這些情況,也並非通過一次談話或面試就能完全掌握。同時,監察御史雖為中央御史台察院官員,權限不小,但品級也僅為正八品上,常作為低級官員的進身職位。對於日理萬機的唐太宗來說,他是不可能為任命一位八品官員而去親自調查一番的。這樣,他就只有基本上相信大臣們的推薦意見了。當面試試詩才,只能是提供一個粗略印象而已。至於後來李義府在高宗朝由於諂媚武則天而爬上宰相高位,幹了不少壞事,墮落成有名的奸臣,又因貪贓除名,流放而死,這就完全不是唐太宗的責任了。正如武則天在太宗妃嬪中,只不過是一名地位不高的“才人”,後來卻在高宗朝成為“天后”,高宗逝世後,又當上了皇帝,如此的發展,誰又能預料得到呢?

唐太宗,這位文武大聖皇帝,在唐代詩壇,實在具有奠基人的地位。明代胡震亨,曾讚揚他有“首辟吟源”的大貢獻。太宗登基後,勵精圖治,有始有終,使大唐王朝政治清明,經濟高漲,文化發達,國力強盛,史稱“貞觀之治”,這就為唐詩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在這個基礎建設上,唐太宗特彆強調全國政通人和的政治思想局面的形成。他一登基就詔令全國:“有隋御宇(隋王朝統治天下),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游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以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從此,唐代的官俗民風,為之一變,上下交融和暢的大團結局面,逐漸形成。從太宗開始,唐代帝王大都心胸較為開闊,對自己的皇位,也具有較強的自信心,不搞文字獄,也不勉強壓抑人性的自由發展。即如李白那樣“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的傲狂,杜甫那樣“紈禱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激憤,白居易那樣“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的直諷,都沒有受到責罰。相反,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都十分欣賞他們傑出的詩才。這種寬鬆的政治環境,無疑為唐詩題材內容的拓展和多種風格流派的形成,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同時,唐太宗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在日理“萬機之暇,游息藝文”。先後開設文學館、弘文館,招攬文學之士,經常吟詠唱和。他還特別注重科舉詩賦取士制度的完善。在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李世民不禁高興地說:“天下英雄都到我這裡來了。”太宗又採取多種形式,延請“四方文學之士”,予以重獎,當時人稱之為“登瀛州(神仙福地)”。這些措施,就使詩人們贏得了社會的榮譽和尊重。

在詩風上,唐太宗雖然還未能完全擺脫齊梁的艷麗舊習,但也努力提倡詩風的“雅正”。《帝京篇序》中就主張“用咸英之曲(古樂名。相傳《咸池》是黃帝的樂曲,《六英》是帝嚳的樂曲““咸英之曲”即古雅純正的詩歌),變爛漫之音”。一次,太宗寫了一首浮艷的宮體詩,要虞世南唱和。虞世南拒絕說:“聖上詩篇雖然寫得工巧,體制卻不雅正。上有所好,下必為甚。我擔心這詩傳出去,天下風靡仿效。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太宗說:“我這是考驗考驗你的!”於是,賞賜給虞世南絹帛五十匹。虞世南逝世,太宗特意作了一首雅正的詩歌,敘說古代興廢存亡的歷史教訓,還嘆息說:“鍾子期死,伯牙不復彈琴;我這首詩將給誰欣賞呢!”最後,他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著這首詩,到虞世南靈位前燒化了。這個故事不但說明唐太宗主張詩風雅正,而且也說明他勇於聽取臣下的意見,不斷端正自己的詩風。

唐太宗對詩歌的特殊愛好,以及他所採取的一系列提倡詩歌、優待詩人的得力措施,一直影響著以後的帝王們,影響著唐代詩歌的大普及、大繁榮。這也真是“上有所好,下必為甚”了。

(詠烏拜官事據唐代劉肅《大唐新語》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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