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12月10日】
漢光武帝劉秀（前--57年，東漢創建者），他稱帝後，鎮壓了赤眉軍，削平了據守天水的隗囂和據守成都的公孫述、據守睢陽的劉永等。經過十一年的征戰，於建武十二年(36年)，統一了全國。
光武帝復漢之初，社會經濟凋敝，各地農民起義時伏時起，另外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社會動盪不安。
光武帝生長於民間，親身參加了新莽末年的農民起義，深知苛政的惡果。所以他決定“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務用清靜”，恢復漢初的“無為而治”，以“黃老無為”，作為他統治的指導思想。他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的“柔道理國”就是力除苛暴，減輕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與民休養生息。
東漢開國之初，許多百姓流亡在外，還有的則是“屯聚山澤”為“盜”，繼續與政府對抗。光武帝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招流民還鄉，於建武六年 (公元30年)下詔，凡是參加赤眉等農民起義的，“自殊死以下，皆赦之。（不願拚死頑抗者，都可免死）”建武十六年(40)，因“度田”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豪強裹脅農民暴動的事件。光武帝下令，對參加暴動的群“盜”，可由他們自己糾察揭發，五人共斬一人，只要以後不再舉事，其餘一律免罪；對那些組織暴動的“魁帥”，也不治罪，只遷往他郡，給予田宅，使其安生樂業。這種安撫政策，旨在使流民還鄉，讓“盜賊”自己解體。果然不久，東漢社會便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景象，社會秩序迅即安定，農業勞動力增加。
奴婢問題，是自西漢中後期以來，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哀帝和王莽，都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均告失敗。光武帝自即帝位第二年起，就著手解放奴婢，從建武二年(26)至建武十四年(38)，先後六次下詔，釋放官、私奴婢，並制定了保護奴婢人身及生命的法律。建武十一年(35)，光武帝連下三次詔書，禁止殘害奴婢，規定灸灼奴婢者，必按法治罪，免被灸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便處死刑的法律。光武帝還大批赦免囚徒，於建武五年(29)下詔：全國的罪囚，除極惡的處死罪外，其他罪囚一律赦免為庶人。光武帝釋放奴婢、禁止殘害奴婢和赦免罪囚的詔令，對阻止變自耕農為奴婢，提高勞動者的身份地位，穩定社會秩序，推動生產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進行統一各地豪強割據的戰爭期間，國家財政十分困難，光武帝在向人民徵收“十一之稅”的同時，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組織士兵屯田。建武六年(30)，光武帝下令：精簡國家機構，裁縮官員，共裁併四百多個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裁損官員約數萬人；第二年，又大量裁減軍隊。建武六年(30)，國家財政好轉，恢復西漢舊制“三十稅一”。同年，漢王朝罷郡國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試”，並且一度廢除了更役制度。光武帝還提倡節儉，以身示範，並多次賑濟鰥寡孤獨及不能生活的貧民。光武帝實行一系列精兵簡政、輕徭薄賦的措施，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以上諸項“柔道”措施，使西漢末年及新莽時期遭到破壞的社會生產，得以恢復並發展，土地得以開墾，人口大量增加。光武末年，載於戶籍的人口，已達二千一百多萬。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寬鬆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軟弱，做到了剛柔相濟。
西漢初年的著名政論家賈誼，在他的傳頌千古的《過秦論》一文中，對秦的興亡過程，做過一番精到、簡練的勾勒，並且認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秦朝的統治者，沒有看到和抓住攻守轉換的機遇，及時調整自己的治國方針和策略。
秦王朝的統治者，並不是不想長治久安，其所以敗亡：是因為“舉措暴多而用刑太嚴，故也”。這就說明了一個道理，政策越繁雜，天下越亂；法越多，奸弊的情形，就會更加複雜多變。光武帝劉秀，吸取了秦二世滅亡的教訓，用法簡約，“務用清靜”，恢復漢初的“無為而治”，力除苛暴，很快安定了全國。
（事據《後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