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8年12月25日】
《貞觀政要》進入第二篇《論政體》，很多人會感到奇怪，為何通篇討論的內容都是在講君臣各自的責任或者說本分呢？關於國家政體的認識，到底是什麼呢？管理學的關鍵、夫妻之道，究竟體現在哪裡呢？我們先看唐太宗對臣子職責的認識。
看唐太宗論臣道
《論政體》的第四段原文：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該段大意是說：貞觀三年，唐太宗對身邊的侍臣說：「朝廷設置中書省、門下省這樣的機要部門，其官員是通過嚴格擇選人才而來，你們身居要職，擔負的職責是十分重大的。（皇上）下達的詔書和政令如果發現有不穩妥，不合適的地方，大家必須秉公論事，指出錯漏。然而近來我卻發現大家只會唯命是從，順情做事，唯唯諾諾，苟且安身，得過且過，沒有一個人敢秉公直言進諫，這豈是朝廷的為官之道？如果朝廷要臣只是機械地發布詔書，幫助起草詔令，只懂得文書的格式進行抄抄寫寫，那誰不會做呢？又何必千辛萬苦地選擇官員，委以重任呢？從今以後，下達的詔書如有疑慮不妥，大家必須嚴格指出，不能因為害怕冒犯了我，明知聖旨有錯而沉默不言。」
這段話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太宗對大臣的職責，認識得非常清楚，話中其實也涉及到了具體的中央政體的管理形式——三省六部的體制。這些具體的形式，並非這本史書要重點闡述的實質，因為每個朝代的管理體制，官員設置，都會根據自己的具體國情，進行調整變更，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關鍵是無論具體形式如何，都要清楚認識自己身處的職位，到底應該承擔的分內職責是什麼？自己身居要職，這個職位到底是做什麼的，對整個國家來說，你的責任是什麼，作用是什麼，是否履行了自己該有的義務。不僅是做事，還要知道自己為何要做這件事，處理的這件事，站在整個國家的角度看，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所以太宗強調的不是外表的管理體制如何構成，他強調的是每個大臣，要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唐朝時的中書省、門下省的大臣是輔佐皇帝商議國家大事、軍機要務的，中書省根據商議的結果替皇帝起草詔令，而門下則主要負責對起草好的詔書政令進行審查，有駁回的權力。太宗非常清楚，國家大事需要十分謹慎，皇帝一個人的想法，會有疏漏不妥之處，即使商議過，具體成文時，還會出錯，需要大臣嚴格把關。如何嚴格把關呢？就是敢於指出錯漏的地方，不懼怕個人的安危，因為臣子是國家的大臣，不是皇帝私人的，應該考慮的是國家和百姓利益，而不是皇帝一個人的喜好，只為討好皇帝或者上司，礙於情面或者自身安危不敢說話，才是對國家不忠，對皇帝不忠。因為這樣一來，最終傷害的不僅是國家百姓，也讓皇帝犯錯而不自知，最後導致失去民心，被百姓拋棄，江山豈能長久。表面看起來討好了皇帝，實則是只顧臣子自己的私人的前途安危，到頭來只會危害社稷，危害皇帝，陷皇帝於不義。這才是不忠不義的臣子。要這樣的不懂要責大義的臣子有何用呢?
太宗非常明理，知道只有敢於直言進諫的臣子，才是真正的替皇帝著想，真正懂得愛護自己的忠臣。此為君子之愛。所以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太宗能這樣認識臣子，就不會讓那些一味奉承自己的不仁者靠近要職，侍奉在自己左右。上樑正，下樑才不會歪，政治必然清明。
事實證明，太宗的治理，正因為君臣同心，對國家的治理、政治的實施本質實乃共同擔負彼此責任的認識十分清楚，這才將國家治理成歷史上最輝煌繁榮的太平盛世。
君臣百姓實為一體
太宗為何對大臣的職責認識得如此清楚呢？原因之一就是歷史的教訓，尤其是隋朝滅亡的教訓。所以他對政體的認識就是君臣一體，其實就是君臣百姓一體的觀念。他首先教育大臣，君臣的命運是共存亡的關係。所以秉公辦事，不能徇私偏執才如此重要。
在《論政體》的第二段就記錄了太宗這樣的認識：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該段譯文如下：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黃門侍郎（門下省官職，主要侍奉在皇帝身邊）王珪說：「 中書省所草擬發出的詔書告令，門下省應該頗有不同看法，或者會發現錯漏而指出糾正。 本來設置中書省、門下省，原是為了相互防止發生錯失。人的意見，常有不同，錯漏在所難免，大家也都是為了公事而爭論，應該公私分明，心胸坦蕩，直言不諱。但有的人對自己容易護短，不願聽到別人指出自己的過失，就在心裡暗自怨恨；而有的為了避免矛盾，互相顧惜面子，明明發現有的意見和做法不屬政事，仍然拿去施行。這種遷就某個官員私情的做法，就會成為萬民的大害，實在是亡國之政，你們特別需要注意防範。
隋朝時候內外大小百官，辦理政事違背人心公道，而釀成禍亂，人多不能深思其中的道理。當時那些官員都以為災禍不會落到自己身上，當面說好話，惟命是從，背後才來表示各種不滿和非議，以為這樣能保全自身，誰都意識不到這樣為官是很大的禍患；到後來大亂一起，家和國統統丟失，即使有脫身的人，雖沒有遭到刑戮，也是吃盡苦頭僅免一死，還要受到世人的輿論譴責。你們身為大臣特別應該注意滅除私情，秉公辦事，堅守正道，凡事互相啟發幫助，不要上下一個腔調。」
太宗是通過這樣的告誡，鼓勵大臣敢於秉公直言，輔佐他管理好整個國家，否則，國君失去江山，大臣百官也不會有好的下場，君臣本就是一體的。為了私情不秉公辦事，不敢得罪上司，看似一時保全自身沒有危害，實則是最大的禍患，太宗非常清楚，大臣只會奉承說好話，不敢當眾指出錯誤，危害的是整個國家，無論君臣百姓，都要遭殃。太宗真不愧為聖明之主。指出為政的要害。也就是敢於以史為鑑，指出政體健康運作不在具體形式，而是君臣都能清醒認識彼此的責任，以天下蒼生為念，而不是自己個人的私利，否則，國破家亡，這才會真的失去一切。還要留下千古罵名。
太宗在該篇中還留下治理國家如同治病的說法，更加清晰地告訴後人，國家有如人體，治國如同治病，君臣百姓實際就是一體的，真的是生死與共的關係，大家都要互相珍惜，開誠布公，我們看到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被譽為經營之神，他沒有別的，就是將公司看作一體，員工上下共命運，對大家開誠布公，盡職盡責。他常常說自己最大的待人之道就是在尊重和珍惜彼此的基礎上，直率地說出真話。這些治國管理的要道，對於處理夫妻關係，明晰夫妻各自應盡的責任，共同處理家政，都是良好的借鑑。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