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2年11月02日】
【原文】
鮮于子駿，寧非一路福星；司馬溫公，真是萬家生佛。
【注釋】
鮮于子駿：複姓鮮于，名侁，字子駿，宋代人，蘇軾好友。為官清正，辦事幹練賢能，蘇軾稱其為政「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如此三難之事，子駿皆能妥善處理。
子駿曾擔任京東路等地方轉運使。路，是宋朝一級行政區的名稱，長官為轉運使。赴任前，司馬光對他極為不捨，認為他賢能，本該在朝堂，卻不得不前往地方為官。贊他為「一路福星」（一方百姓的福星），並期待天下如能有一百個子駿分布在各地就好了。
司馬溫公：司馬光，宋宰相，被封為溫國公。編撰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鑑》成為後世治國的寶典。他一生至誠求真，生活簡樸，性情淡泊，恩德遍布，被譽為「萬家生佛」。
【譯文】
宋臣鮮于子駿，總能奉命到地方去賑災解難，救助一方百姓，被稱為一路福星，多希望天下並不僅僅是他這一路福星啊；司馬光平生至誠高潔，德惠遍及天下，真不愧被譽為萬家的活菩薩。
【點評】
這節內容涉及兩位德行高尚的賢臣。
司馬光家喻戶曉，人們說他治國的政績並不太突出，相對保守。是否如此，我們不做評判，也許是人生各有使命，也許是宋代能臣輩出，變革激烈，他選擇了一條模仿聖人對社會進行道德教化的路。
因為我們能清楚看到，他的貢獻更在於德行上的教化以及對古代先祖文化的保留和發揚。他將儒家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要義，運用在了修史上，一部《資治通鑑》將戰國到宋前上下三千年的歷史的各種典型的興亡教訓，有理有據，非常具體翔實地闡發出來，使得學習歷史的價值一目了然：治國甚至修身齊家的智慧，為何人要重德守禮的教訓，都在其中一一闡明。使得君臣平民，皆可系統深刻又輕鬆形像地得到人生智慧的啟發，這是他最大的功德。此事可謂流芳百世，惠及千秋。此為言傳。對大眾不分等級的言傳德育。說是帝王貴族級別的教育普及給了普通大眾，也不為過。
再看身教。在日常生活，他做到了一生在家孝悌、愛妻，侍兄如父，終生不納妾，與夫人白頭相守；對外真誠守信，忠義奉公，一生不撒謊。在物質上極為淡泊，雖曾貴為宰相，生活極為簡樸，妻子去世時，他無錢安葬，典當僅剩的田地才完成此事。可以說他以實際的行動做到了誠實正直，憂國愛民的君子的德行。此為身教。
儘管他算不上完人，不能稱作真正的佛，但可以理解人們敬重有德者的心理。同時人們將德行高尚的人敬為神佛一樣，也證明了一點，那就是：古人對神佛極為敬仰，一個凡人能被譽為神佛，那是對德行極高的讚美，最大的榮耀。
如果用中醫治病來比喻，司馬光治國注重上醫治未病的德化教育。
而鮮于子駿，相比之下，他為政更像扁鵲，待到病重時找他治理，仿佛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他德才兼備，擅長處理棘手的難題。對儒家為政重德的要義，領悟的十分到位，既有原則綱領，又能靈活機變，避免教條。他處理政務能臨危不亂，心態平和理性。行動幹練穩重，不走極端。
比起司馬光，他更適合處理具體的突變的國事，因而政績相對突出。常常被派往地方處理棘手的政務。很被皇帝信賴。這才有司馬光對他「一路福星」的讚美。
他的具體例子我們在下邊的故事裡詳解。
【故事】 鮮于子駿 遵上護下雙全法
事情發生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時期，王安石改革的出發點當然是為了富國安民，但改革太激進，就會犯下急於建功走極端的毛病，必然會出現很多的漏洞，反倒演變成害民。
當時有一項叫青苗法，目的為了勸農，官府在青黃不接時，直接以較低的利息借錢糧給貧困的農民，收穫季節再還錢給官府，這樣國家增加收入，農民也可借到利息較低的錢糧，避免民間的高利貸。但需要家境較好的上戶人家做擔保。
可是這樣一來，上戶要擔風險，很不情願，因為貧苦農民即使借到，到了規定時期又不一定還得起，政府又無法象民間那樣自由商量延期還貸。這樣出了很多問題和矛盾，上戶受損不平，很多農民也因此苦不堪言。但不少地方官員怕得罪王安石，不管自己管理的地區具體情況如何，一律機械地執行新法。
鮮于侁在利州路為官時，老百姓覺得借貸政府發放的青苗錢，壓力和負擔更重，所以沒人要求發放。鮮于侁也不勉強他們。覺得這樣既沒有違反新法推行的原則，也不害民，就該這樣做，心安理得。有人想害他，就向王安石詆毀他，王安石急於推新法，控制不住情緒，就很生氣，派人責問他。鮮于侁說：「青苗之法，老百姓要求辦才給與，老百姓不自願，哪能強迫他們呢?」
此話確實合乎情理，王安石也就沒再說什麼。這證明他心中為民為國，但也懂得做事要有度，為官想到的是百姓和國家，自己的名聲政績，根本不在意。沒有私慾，必然平和無懼。如果王安石能冷靜謙虛，意識到自己有急於建功的心態，就能聽取各家意見，完善不足，妥善平衡好各種關係，甚至可能獲得所謂反對派的支持和智慧。新法也就不會這麼快失敗。中庸之法，本為孔聖人的教誨，可惜懂得運用的人並不多。
新法中還有一項助役法，讓各地根據實際情況自報應交納的助役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40萬，鮮于侁反對說：「利州地瘠民貧，交20萬就行了。」李瑜不聽勸阻，結果各路所定的役錢都沒完成，神宗肯定了鮮于侁的意見，讓司農曾布頒布下去作為標準。因此貶黜李瑜，提升鮮于侁任副使。這件事也說明他既能遵行新法，又能考慮百姓實際的情況，做到蘇軾說的：上不害法，下不傷民。
鮮于侁辦事極為幹練。在作永興軍判官時，萬年縣的縣令動不動就抓人，抓了幾百人關在監獄裡，弄得民眾怨言沸騰，但他卻處理不了，很長時間也沒結果。鮮于侁於是被派去接手這些案子，幾天就理清案件，監獄為此一空。
元豐二年，揚州治理又因多年積壓不少問題無人能解，鮮于侁被任命為揚州知府。神宗皇帝對他說：「揚州是個重要的地方，長期以來找不到好的知府。我如今親自選定了你，你定要好好治理那裡啊！」可見他的治理能力。說白了就是無私奉公，沒有個人私慾，同時深得中庸之道的要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