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4年08月31日】
文化篇─文學和史學
文學
* 詩歌和小說
建安七子之後,在文學上有較大成就的是晉、宋之際的陶潛。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江西九江)人。他的代表作是散文《桃花源記》,講述了一個幸福的世外桃源。 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漢代和三國時,七言詩已有一定發展。劉宋時的鮑照對七言詩的發展又有新的貢獻。他變逐句用韻為隔句用韻,並可自由換韻,對後世七言詩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歌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南方民歌以《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主要流行於太湖流域)和《西曲歌》(主要流行於江漢地區)為主。這些民歌有個共同特點,即幾乎全是情歌。
北朝的民歌較之南方,更有一種大氣。如《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只27個字,便描繪出了遼闊蒼茫的草原景象。
又如以五言為主的雜詩《木蘭辭》,描寫了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動人故事。由於寫作技巧的純熟,語言的豐富多彩和運用上的別致,使它成為北方民歌中的上乘作品。
在南北朝時代,駢文盛行。駢文是從漢賦發展來的。經晉末宋初顏延之等人的提倡,強調用典和對偶,於是俳(對偶)體逐漸形成。南朝梁時沈約提倡聲律,詩文又逐漸向律體轉變。到南朝末期,徐陵、庾信等人把駢文發展到高峰,他們專講形式上的技巧,缺乏實際內容。
由於佛、道的廣泛流傳,神話和志怪小說也開始興起。著名的有東晉葛洪的《神仙傳》、干寶的《搜神記》和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內容則屬文人軼事,反映了東漢至東晉士族的生活面貌。
* 文學批評
隨著文學的發展,出現了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和文學選集專著。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名著。全書共五十篇,系統的論述了各種文章體裁和創作方法,體大思精,是前人文學批評的總結性著作。
史學
西晉陳壽著的《三國志》和宋范曄的《後漢書》是這一時期史學的代表作。
《三國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陳壽吸取魏、吳史書的材料,又自編蜀國史書,編纂成為《三國志》。
陳壽寫書時,正當魏晉之際,天下亂離,資料不全,故內容顯得不很充實,也沒有表和志。但《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陳壽死後百餘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南朝宋文帝以《三國志》過於簡略,下令裴松之作注。
《史記》、《漢書》注重訓釋文義,而裴注《三國志》則重在增補史實。據粗略統計,注中列舉魏晉著作二百多種,而且截取史料比較完整,注文的文字總數超出正文三倍,故注文價值不亞於《三國志》正文。
南朝宋范曄所著《後漢書》共一百二十卷,主要記載了東漢自光武帝劉秀到獻帝劉協近二百年的歷史。范曄在諸家後漢史,特別是在劉珍等人《東觀漢記》的基礎上,斟酌去取,寫成了《後漢書》。由於他死得過早,《志》沒有寫成。所以紀、傳的作者是范曄,志的作者是東晉的司馬彪。
《後漢書》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故後來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後漢史。梁劉昭為《後漢書》作注,又把晉人司馬彪《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抽出來,加以注釋,補入《後漢書》。
除了上述兩部史學著作外,還有南齊沈約的《宋書》,梁蕭子顯的《南齊書》,北齊魏收的《魏書》。南齊臧榮緒的《晉書》是唐修《晉書》的藍本。北魏崔鴻作《十六國春秋》,專記十六國歷史,現在僅存有輯本。
這一時期,人物傳記和地方志也已興起。梁釋慧皎的《高僧傳》為二百五十多個和尚寫了傳,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研究漢中和四川、雲南、貴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
書法
書法在曹魏時,鍾繇創立楷書,獨享盛名於一時。東晉王羲之吸收了漢魏諸家精華,集書法之大成,兼善隸、草、真、行,被稱為書聖。人們評論他寫的字是「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其子王獻之的書法成就不減其父,人稱小聖,父子合稱「二王」。
北朝的書法也有很大的成就,其特點是結構謹嚴,氣勢雄厚,現存魏碑多是這種字體。魏碑還保留有隸書的一些遺蹟,與南方略有不同。
龍門石窟的古陽洞中的佛龕造像多有題記,是研究北魏書法藝術最珍貴的資料。在金石碑刻藝術中外負盛名的《龍門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陽洞中。龍門二十品是被書法家雅稱的魏碑精品,也就是林龍門石窟中精造的20塊造像題記。這些造像題記具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價值與書法藝術價值。
以《龍門二十品》為代表的魏碑體,字形端正大方,氣勢剛健質樸,結體,用筆在隸、楷之間,是隸書向楷書過渡中一種比較成熟的獨特字體,字形大小如呈散,體勢顧盼如魚戲水。清朝武億在《伊闕諸造像記》中說:「龍門不僅為石鐫佛場,亦古碑林也。」龍門的古陽洞,真可稱為佛教碑林的縮影。在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頁。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中,讚美魏碑書法 「魄力雄強」、「筆法跳躍」、「精神飛動」、「結構天成」。《龍門二十品》可以說是龍門石窟碑刻書藝術的精華,數百年來為書法家所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