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5月01日】
洪熙五年(1430)，明仁宗朱高熾，感到國家的財政管理很不完善，有漏洞。特別是江南地區，更為嚴重。僅蘇州、松江兩個府，就欠應交中央政府的稅賦糧食八百多萬石。他希望能找到一個能幹的官員，到那裡去監督整頓這件事。他問朝臣們，誰能勝任這個任務？大學士楊榮，推薦了周忱。
周忱是永樂二年(1404)的進士。明朝在朝廷中設立了“庶吉士”，是些準備用作朝廷的官員，事先進行練習的人，有點類似見習生的性質。成祖又從庶吉士中挑選二十人，到文淵閣繼續學習。那時有一個人自薦道：“稟陛下，學生年紀尚小，願前往繼續學習。”這個人就是周忱。成祖覺得這個年輕人挺有志氣，就選中了他。後來，他任了刑部主事、員外郎等職。一干就是二十年，儘管他滿腹經綸，卻無人賞識。仁宗了解到這些情況以後，同意讓周忱到江南去，任他為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
到任後，周忱找了一些當地父老，向他們詢問欠稅的原因。父老們都說，那些大戶，他們的土地增加了，卻不肯加稅，這些稅都讓貧苦農民負擔。小民負擔不起，紛紛逃亡。這樣，稅額的缺口就更大，貧民下戶的負擔，也就更重。
他覺得父老們的說法是對的，便制定了一個“平米法”，公平地分配稅賦負擔。他又上書仁宗，讓戶部鑄造標準鐵斛，分發到各縣，作為量器的標準。這就避免了糧長用大斛進、小斛出，盤剝農民。
所謂“糧長”，是上方指定的負責徵收糧賦的人。過去的慣例是每縣設立糧長三人，一正二副。每年七月，三個糧長一起到南京核對賦稅數量，然後還要以送糧為名，到北京戶部。這往返路費花銷，都要攤派到農民頭上，大大地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周忱規定：只設立正副各一名糧長，到南京、北京辦理有關手續，每次只去一人，二人輪流著去。百姓都很擁護周忱的這個辦法。
各縣收糧，並沒有固定的倉庫，就放在糧長的家裡，因此出現了許多弊病，人們認為這是造成稅賦短缺的一個重要原因。周忱讓各縣在漕運水道旁，修建倉庫，倉庫設“糧頭”管理，而不是設“糧長”。如果稅賦總額超過六七萬石，才設立糧長一人，稱為“總收”。並且，官府還要派專人監收糧食，而不是由糧頭、糧長一人說了算，他們只是履行一下手續。每年上繳中央政府的稅賦，並不是收上來多少就交多少，而是按規定的數量交。因為減少了許多中間盤剝的環節，所以上交後總是有餘。餘下的糧食，繼續存在庫中，叫做“余米”。一些與稅賦有關的花銷，就從這些余米中支出，不再向農民徵收。第二年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交納稅賦的時候，總數就增加余米的百分之六十，第三年則增加百分之五十。這樣，中央的和地方的收入都有所增加。
明太祖朱元璋，征伐江南的時候，把那裡原來元朝政府賞給功臣及子弟的土地，都沒收了，稱為“官田”。以後犯法的惡霸地主們的土地，也都沒收，充作官田。這些官田，租給百姓耕種，收一份租賦，共達二百六十多萬石；而原來地主的租籍仍在，還要徵收一份租賦，達二百七十七萬石。這樣，這一地區的租賦負擔，比其他府重得多，百姓承擔不起。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經過一個多月的認真核算，把這裡的租賦總數減到七十二萬石。其他各府也按照蘇州府的辦法，核定新的租稅總額。這樣做，表面上看稅收減少了，但實際上，因為農民負擔減輕了，生產的積極性提高，糧食增產，國家的收入反而多了。
洪熙七年，也就是周忱來到江南的第三年，江南大豐收。除去繳納租賦，農民手中還有大量餘糧。明仁宗自然也很高興，下詔讓各府縣以官鈔用平價從農民手中購買餘糧，貯存備荒。僅蘇州府就得米二十九萬石。當時全國公侯俸祿、軍官的月俸，都可以從南方儲備的米中支取。
過去，蘇松地區輸送到南京的租賦，每石要加收六鬥的運輸費用。現在，由於各地都有了糧倉，不必運往南京。僅這一項，多得的糧食就達四十萬石，加上用官鈔購得的糧食，總計達到七十多萬石。都在各地建倉儲存起來，準備賑災之用，稱為“濟農倉”。這些糧食，每年賑災後，仍有富餘。運輸費用、損耗甚至丟失等等，都從這些糧食中支取。修河工程用糧，以前都是從農民那裡徵收，現在也從這裡取用。
明仁宗對周忱在江南的政績非常滿意，下詔嘉獎他。周忱在江南任職的這些年，州府郡縣，不知道什麼叫荒年，應上繳的租賦從來沒有拖欠過。
在修河治水、鹽賦管理、造船管理等方面，周忱也都有自己的建樹和成績。史書說他：從政以“愛民為本”，這是他能夠取得突出的政績的一個重要原因。
“皎皎者易污”。周忱政績斐然，也招致一些人的誣衊和攻擊。仁宗在很長時間內，不相信那些謠言和惡意中傷。但後來，有些話他還是聽信了。但讓周忱離任後，那裡的賦稅情況，很快就會惡化。而百姓心裡有數，還在周忱在世的時候，就已經到處為他建立了生祠，經常拜祭，感恩不盡。
(《明史•周忱傳》《明史•食貨志》《明會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