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3年06月15日】
一、顧憲之“放牛”破案
南朝劉宋時代，顧憲之在做建康令時，有個盜賊，偷了人家一頭牛，被失主認出來了，而那個盜牛賊，卻詐稱牛是他自己的。雙方在訟詞中，所講的理由都差不多。前前後後，在建康做長官的人，對這一棘手積案，都沒有辦法解決。
顧憲之來此地上任之後，重新審查這個案件，然後對兩家說：“不須再多說，我有辦法了。”
隨即命令把拴牛的繩子解開（原來是長期把牛拴著），讓牛自由走到哪家去。結果，牛直接向它的主人的住宅走去。
這時，那個盜牛賊，便低頭認罪了。
顧憲之對於揭發其他奸私，使它們無法隱藏，都是採用這一類的辦法。顧憲之的判案方法，看似簡單，出人意外，卻又合情合理，當時的群眾，都稱讚他是神明。
(出自《折獄龜鑑》卷六)
【附言】
春秋時代，“老馬識途”那個有名的故事，想來，顧憲之是知道的。在那荒沙絕漠中，人迷了路，老馬卻能識途；為甚麼在江南地區，牛不能找到它原來的主人家呢!顧憲之正是採用這個方法，正確地解決了這個積案。
眾所周知，任何案件，不論它怎樣複雜，其發生、發展、變化，都是有一定的規律的，按照這個規律去做，就能夠找出一個最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就在於司法工作者，能不能夠掌握這個規律，找出這個方法。如果能，案件的解決就會勢如破竹，迎刃而解。顧憲之解決本案就正是如此。他掌握了牛的特性，摸清了牛的生活規律，將牛放出，讓它自己去找它的舊主即牛的老家，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了。可是他的那些前任，卻只會把牛緊緊拴住，而讓人到處去調查線索，忙忙碌碌，辛辛苦苦，長期拖延，不能解決。說穿了，這又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
《淮南子•兵略》云：“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 老百姓稱頌顧憲之神明，也未嘗不是！
二、爭兒案
後魏時期，李崇在揚州當刺史時，管轄區內，有個叫荀泰的老百姓。他的一個三歲的兒子，忽然失蹤了。以後發現在郭奉伯家中。但雙方都說他是自己的兒子，並且都有鄰居作證。官司從縣裡一直打到郡裡，都不能決斷。
李崇就命令：把兩個當父親的人、和那個兒子，都分開監禁數天。然後，突然打發一個官吏，去對他們說：“那個兒子，已經得急病死了，你們都到外面去號哭吧!”
荀泰一聽，悲傷得很，幾乎痛不欲生；可是，郭奉伯卻只是唉聲嘆氣罷了，沒有半點悲痛的表情。
這時，李崇就叫把那個兒子，交還給荀泰，帶回家去。郭奉伯知道自己敗露了，閉口無言而歸。
(出自《折獄龜鑑》卷六)
【附言】
人為萬物之靈，最富感情。可是這種感情，平時為理智所控制，往往不易流露出來。一旦遇上突然事故，出人意料之外，理智控制不住了，這種感情，就會從內心深處迸發出來。這時的感情，自然是真實可靠的。
李崇就正是利用這種真實感情，來判斷本案的。
他之所以要“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是為“兒已暴死”的消息，創造條件。他們倘若是天天見面，忽報兒暴死，就不易令人相信、或者刺激不大。現在彼此之間，數日不見，忽然得報“兒已暴死”，對真父來講，無異是晴天霹靂，他的悲傷哀痛的感情，是怎麼也控制不住的，一定會從內心迸發出來。可是假父呢，他內心本來就沒有這種深厚真摯的感情，是無論如何也悲痛不起來的，所以只是“嗟嘆而已”。其實，這種“嗟嘆”，也是多餘的，不過是為了點綴一下，裝給別人看看罷了。這時，是非真假，不就十分明白了嗎!因此，李崇“遂以兒還泰”，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是完全正確的。
三、李崇解救被誣殺人者
後魏時期，李崇在揚州當刺史的時候，定州地方，有解慶賓、解思安兄弟二人，因犯罪，全家被判處流刑到揚州戍邊。弟弟解思安為了逃避兵役，偷偷地逃回老家，他的哥哥解慶賓，害怕役吏追查責罰，自己一家有被籍沒而淪為奴婢的危險，就把城外一具屍體，詐認是他弟弟，並誣陷是被蘇顯甫和李蓋，殺害了的。同時，有個叫陽氏的女巫，也假託鬼神，牽強附會說出解思安被殺害時痛苦的情狀。李蓋等被官府抓去後，忍受不了嚴刑拷打的痛苦，就冤裡冤枉的各自承認了殺害解思安的罪行。
李崇獨自感到懷疑，就派兩個人，假裝從外地，來到解慶賓家裡，對解慶賓說：“我們住在北州，有個人，晚上路過我家借宿，他說他是流兵，逃避差役的，名叫解思安。我們想把他捉送到官府去，他苦苦哀求免送，並且對我們說：‘我有個哥哥叫解慶賓，現在住在揚州，你們倘若憐憫我，替我去報個信，他一定會重重地酬謝你，現在把我押在這裡當人質，如果你們去了，他不酬謝的話，再來把我送官也不遲。’”解慶賓聽了，感到非常難過，臉上一下就變了色。
李崇隨即把解慶賓扣押起來，進行審問，他立即承認了犯罪事實。幾天之內，解思安也被捉住捆綁著送來了。李崇就將那個被解家收買作偽證的女巫，打了一百棍子，然後將李蓋等受誣陷的人，立即釋放。
(出自《折獄龜鑑》卷四)
【附言】
李蓋等被誣殺人案，乍一看，似乎是證據確鑿，事實清楚，可以結案無疑了。請看：死者的屍體找到了，兇手也都“款服”了，又有女巫作證，這還有什麼可疑的。但是李崇卻“疑之”，他為甚麼要疑呢?文中沒有講。因為，這是一件殺人案，案情重大，而且兇手不只一個，僅憑這點浮在表面而沒有深入到實質的材料結案，李崇認為是不夠的，所以他要疑，疑得有理。他到底疑什麼呢?文中也沒有講。誠心愛民、護法的李崇，作為揚州刺史，沒有親到現場去驗屍和審訊，但從案卷中，一定會發現不少問題，此案本是假的，假的一定存在很多矛盾，只要細心分析，一定可以發現。比如“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款服”，既然是“不勝其楚”，那麼，他們的“款服”，就值得懷疑了。所以他又疑得有據。再看李崇派二人偽從外來，去對解慶賓講的那段話，可以看出他對案件的真實經過，早已基本上掌握住了。他之所以這樣做，只不過是要進一步加以證實，使解慶賓無話可說，老實認罪罷了。李崇這一疑，又進行這一詐，結果使這一重大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是值得稱道的。不過“疑”是應該的，那種“詐”的作法，就不足取了。有了疑，進行深入調查，切實對證，完全可以解決，何必乞靈於“詐”這種不正當的手段?這種作法，在當時不應該，在今天更不應該，所以應予否定。
四、唐太宗贊成“法律大於皇令”
唐太宗因為兵部郎中戴胄，忠誠廉潔，公平正直，把他提升為大理寺少卿。由於當時有很多的選人，偽造資歷，冒充名門，弄虛作假，來騙取官職；唐太宗下令叫這些人自首，如有不自首的，一經查出，就要處以死刑。不久，查出了一個這種假造資歷的人，唐太宗想把他殺掉。
戴胄說：“按照法律規定，這個人應該判處流刑。”太宗就發脾氣說：“你這不是你想遵守法律，而卻讓我的命令不執行，以失信於全國嗎?”
戴胄回答說：“皇帝的命令，有時是出於個人一時的喜怒，而法律卻是國家頒布用以取信於天下的；陛下出於痛恨那些偽造資歷的選人，所以想把他們處死。但現在既然知道這樣做不合適，我認為還是應該依法處理為好。這才是拋棄小忿，保存大信的作法。”
唐太宗轉念一想，十分贊成戴胄的“法律大於皇令”的觀點，就說：“你能這樣堅決執行法律，我還有什麼憂慮的呢!”
戴胄為了堅決依法辦事，曾經多次冒犯皇帝的尊嚴，他說起話來，頭頭是道，滔滔不絕，象噴出來的泉水一樣，他的意見，都被唐太宗採納了，因此，全國沒有發生過什麼冤案。
（出自《資治通鑑•唐紀八》）
【附言】
在封建社會，“朕即國家”，皇帝的命令叫聖旨，是高於一切的金科玉律，誰也得嚴格遵照執行，否則便是犯了“違抗聖旨”的大罪，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戴胄在處理本案時，卻不是這樣去看。他認為國家的法律才是至高無上的，皇帝的命令必須服從國家的法律。當皇帝的命令和國家的法律相牴觸時，必須拋棄前者，而執行後者。他的理由是皇帝的命令有時是出自一時的喜怒，感情一衝動，就不管什麼法律不法律，完全用感情去代替了法律。而法律的規定，一般是經過深思熟慮，集中多數人的意見，比較全面客觀地制訂出來的，它是代表國家的意志，維護社會公正的。違反了皇帝的這種命令，就他個人來講，頂多是說話不算話，喪失個人威信；如果破壞了法律，那麼，全國人民便沒有行動規範的準則，你的命令今天可以這樣下，明天又可以那樣發；對張三可以這樣下，對李四又可以那樣發；甚至朝令夕改，完全憑皇帝個人的感情、意志為轉移，那全國老百姓在思想和行動上，就會產生極大的混亂，不知如何是好了。所以戴胄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反對“令大於法”，堅決貫徹“法大於令”的作法，是很正確的，值得借鑑。
悠悠歲月流遷，往事並不如煙。先賢明哲垂範，教誨響徹耳邊；勵我華夏子孫，同建美好家園。中共時至今天，一黨獨大依然；無恥死皮賴臉，獨唱、獨裁、獨專；誣道、壓神、謗佛，截訪、勞教、拆遷。謊話為爾說盡，百姓再不受騙；壞事由爾作絕，人民覺醒除奸。天滅中共不遠，爾必死得悽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