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8年10月31日】
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時期的明君,不斷研究他的治國思想和策略,並活用於現實社會,這跟《貞觀政要》裡的一段君臣問答有關,而且這段問答,就出在開宗明義的首篇《論君道》。從這段話裡,看出太宗的三大素養:仁明武。
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
在《論君道》裡,記錄了這樣一段太宗與房玄齡和魏徵的君臣問答:貞觀十年時,唐太宗問身邊侍從的大臣:「在帝王的事業中,創業與守成,哪件事比較艱難呢?」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國家開始創業的時候,各地豪傑競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戰勝他他才屈服,這樣看來,還是創業艱難。」魏徵回答:「帝王的興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亂的時候,這時推翻昏亂的舊主,百姓就樂於擁戴,四海之內也都會先後歸順,這正是天授人與,如此看來創業並不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後,驕傲放縱,百姓需要休養生息而徭役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務還仍然不停,國家的衰敗,常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看來,守成更難。」太宗說:「玄齡當初跟隨我平定天下,歷盡了艱辛,多次死裡逃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憂心出現驕奢淫逸的苗頭,必使國家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艱難。如今創業的艱難既已過去,守成這一難事就成當務之急,得考慮和諸公一道慎之才好。」
日本漢學家守屋洋在其《帝王學講義》中,對這段話是這樣理解的:「太宗即位時,唐王朝已經擺脫創業的危機,正要進入守成的時期,太宗的話,正是面對這樣的時候,表明自己的治國意向和決斷。」守屋洋認為,從太宗的回答,可以看出要回答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本就是個大難題,兩者都各有各的難處,難的內容不同罷了。不過,創業就如開闢自己獨自的道路來登山,仿佛找不到類似的雷同的經驗和方法,即使想學,也很難學習。但是守成則不同,通過對歷史王朝滅亡過程的分析,大致能找到某種程度上相似的共同點,這樣就能找到一定的方法,避免國家的滅亡。所以,即使是素質一般的人,也能摸索到一定的規律,學到有用的經驗和方法。因此,他認為,《貞觀政要》這本書,是守成時代的君主,如何吸取歷史教訓,對應政務,處理國事的心得,是歷代天皇和幕府將軍將它視為帝王教科書的最大理由。
高層領導的要責:定方向
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太宗關於守成的心得,我們卻能領悟到一點,那就是高層領導者,必須非常明白自己的主要職責,就是首先明確將來的方向,也就是說,懂得如何帶領大家,將這條國家的大船平穩地駛向正確的目標。要定出大致努力的方向。這就跟現在的企業董事長一樣,必須懂得分析自己企業的現狀,弄清自己的處境,找到自己的優勢和主要位置,定下未來發展的主攻方向。
太宗之所以會有這樣一段對創業和守成的君臣問答,很顯然,源自他所處的位置,一國之君,必須為國家定下努力的目標,否則一旦判斷失誤,就會導致沉船滅亡的危險。可見太宗非常清楚,自己已經不再是父親那一代,而是真正的獲得了一個新的王朝。面臨的主要業務,不再是到處征戰,要征服四方威脅的豪強,而是基本穩定下來,也獲得了百姓的擁戴。於是他不得不思量,如何把父親辛苦開創的,傳至自己的基業,平穩安定地傳承下去。
太宗由於正好處於創業過度到守成的時期,也同時經歷過幫助父親創業的過程,因此,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不僅對創業的艱難和做法十分清楚,也深知,自己即將面對的,是未來如何守住基業的問題,征戰不能用來治國,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思慮。可見他是一位非常理性而明智的君王。對自己的要務和責任,十分清楚。那就是一定要根據現實的處境和位置,定出合理的治國施政的方向。此為識時務者。絕不脫離現實。
謙恭的態度 明智的決斷
太宗是國家首領,當然最後需要自己下判斷,他為了明確自己未來的航向,不敢剛愎自用,而是明白兼聽則明的道理,畢竟一個人的見識和信息是有限的,領導的決斷,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命運,必須謹慎,因此,他每逢有疑慮,就會跟群臣商議,再三考慮,把自己的思路,打開來,表明自己的思想,共同研究。君主勤政懂得自己的要務,思慮國家大事和方略,大臣們必然會根據君主的思考方向,踴躍出謀劃策,這才有了這場論答。於是跟隨太宗創業的房玄齡道明創業的艱難,而魏徵主要在守住基業上用心,所以強調守業的難度。兩個大臣各有見解,我們看太宗,不僅不被大臣各執己見的觀點所帶動,反而非常明白兩位大臣都是為了國家擔憂,都有獨到的見解,他很快做出合情合理的決斷,兩者都對,但是魏徵說的,更加符合現在的現實,所以他不僅道出自己的最後決斷,而且是整個細緻分析為何會這樣決定,讓大家在守成上用心,杜絕守成時期最容易犯下的錯誤,謹慎對待,不可驕奢放縱。
這樣處理政務,大家想想,不僅體諒創業時期,曾為他出生入死的老臣,認同、感激老臣的艱辛付出,同時,分析現狀,讓持有不同政見的臣子都能心服口服,原來自己的君主是這樣考慮問題的,真的是明智通透,還交代的清清楚楚,毫無隱瞞,開誠布公,讓創業的老臣不至於心寒,還理解了君主的英明決斷,大臣之間也絕對不會因政見不同而鬧出矛盾和幫派。這就是太宗堂堂正正,謙虛謹慎,推心置腹的素養。關鍵還是為人的修養。帶臣子既能謙恭體諒,又能擁有英明的見識,不會被大臣的偏執所左右,勇於決斷。
帝王三大素養:仁明武
這就是太宗作為帝王的三大最優秀的素養——仁、明、武。仁,就是要體恤臣民,君王最大的仁,就是清醒認識自己的主要責任,永遠要把握正確的航向,善用各種人才,治好國家。為此就要兼聽謙恭,廣開言路。天下事和大局才能把握好,不至於判斷失誤,陷入滅亡的處境。能仁者,必懂體恤百姓,也就能明白事情的輕重緩急,這才能區分大臣不同的見解,哪個才是當務之急,哪個是長遠的方向,哪個不合時宜。此為明。有了明智的見識,就能夠當機立斷,此為武。
附原文: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