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9年02月02日】
古代帝王制定和遵守禮儀，定下規制，目的是維護人倫道義，善化民風，這是帝王重大的政務之一，也就是說，他們身為君父，有責任以身作則，維護做人的正道，定下禮制，教化百姓。因此我們看到，《論禮樂》這一章，重點不在記錄禮儀制度本身的具體內容，而在詳盡地記錄唐太宗君臣為何要這樣規定禮儀的整個論述過程，把對禮的認識，辨析的十分透徹。我們先看一國之父的唐太宗對禮是如何認識，如何歸正的。
據經典 通情理 杜絕極端
《論禮樂》是從唐太宗論避帝王名諱之禮開始的，這段話，不僅表明太宗明白自己有歸正禮儀的責任，還要以身作則，遵循宗旨，依據聖賢經典，不可因自己是帝王，就可以肆意妄為，妄自尊大，隨意定禮，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太宗事據情理，絕不流於迂腐教條的英明見識。讓人心服。
原文：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准《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於幽。'惟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該段大意：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對侍臣說：「根據《周禮》，帝王的名字，終究須要避諱，以表尊敬。可即使是那時候的先古帝王，生前並不避諱這些，因此雖然周文王名叫昌，周朝的《周詩》中並未避諱昌這個字，寫了'攻克姬昌之後'這樣的詩句。春秋時，魯莊公名叫同，莊公十六年《春秋經》上有這樣的字句：'齊侯、宋公在幽地結為同盟。'（意思是這句話的同盟二字，就有同這個字。也沒有因魯莊公叫同，就避諱同，進行迂腐的更換。）只是到了後來，近代的帝王們曲解經典，妄自尊大而為，這才製造出許多有違情理、非常極端的諸多禁忌制度，他們特令，生前就要對帝王的名字進行避諱。我認為這樣做道理不通，是不應該被允許的，理應進行改變。」於是下詔說：「按照《禮》經，人名是兩個字的，只要不是兩個字連著出現，就不要諱。孔子是通達事理的聖人，以前不是沒有指出過這種事。近世以來，世人曲解孔子的教導，變得教條極端，妄加禁忌，兩個字都要避開，生出很多的避諱，肆意而為，全然違背了《禮》經的教導。現在應該遵循經典，務必簡約，效仿先哲，還原和歸正禮的本義，以之規範後世。往後官員的稱謂、姓名，公私的文章書籍，只要我的名字'世'和'民'兩個字不連用在一起，就沒有必要避諱。」
太宗正禮 還原本質
從這段話，我們清楚地看到，太宗論禮，定禮，首先從自己做起，絕不會因身為帝王一味地肆意妄為，妄自尊大。他要歸正禮的原本意義，還原經書和孔子教導的真實含義。以此為天下做出表率，教導百姓，並流傳給後世，成為後人明禮的正確依據。
也就是說，他身為帝王，完全懂得尊禮，定禮，先正自己，是帝王的義務和責任，禮是否明晰，是否正確，不僅關係到本朝的風氣，還關係到後世的民風，他如果理解不對，那麼制定的禮儀制度，必然有害於整個社會，還影響到後人，造成後世的迂腐教條，甚至違背經書，不合道義，這樣一來，禮就會失去原本的作用，變成不通情理的維護帝王個人地位和臉面的虛禮了。如此一來，上行下效，就會丟失禮原本維護人倫道德的本義。
因此，他登位不久，就開始歸正尊卑禮數上的曲解帶來的問題，發現了近代帝王曲解經書、曲解孔子教導的錯誤做法。在太宗看來，帝王固然尊貴，百姓大臣理應符合上下各自的名分，給以上位者應有的尊敬，因此，根據仁義之道的人倫道德，對尊長是要有禮的，那麼對帝王就更是如此，但不可因此私心作怪，不合理地一味維護帝王情面，妄自尊大，曲解了禮經原意，避名諱到了極端的地步，以至於生活工作，寫文章都會變得極不方便。太宗看到了這個認識上的錯誤帶來的危害。
其實任何時代，都會有部分人出現走極端的現象，也會出現讀死書的人，教條迂腐。 （這部分不良現象，被中共陰險地誇大，利用來歪曲古代的歷史文化）但也始終會有人注意到，進行不斷歸正。一些少數迂腐文人的認識不能代表整體主流，不能因此宣揚這些短暫的現象，看不到整個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找不到自己民族的自尊。禮，其實維護的就是仁義本身，不是個人私情。
慎終追遠 歸正有道 何其英明
我們還從這段話，看到一點，只要有先祖的經典在，不管後世文人，帝王，出現過多少次偏離和錯誤，都能再次被人察覺，就像太宗一樣，讀經典，找依據，就能有獨立的思考，從原典出發，從聖人孔子的教導出發，按照上古三代先祖的教導和做法，發現當世近代不對的地方，進行歸正，可以從漫長歷史浩大的書海中，各家各派的言論中理出頭緒，形成正確的依據和見識，得出正確的判斷。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從新興起帝王學，研讀《貞觀政要》，研讀孔子的經典，研讀中國的歷史，就是因為，他們從未詆毀和批判過古代的正統文化，對傳統做人的道理，是尊敬的，只是在經濟大潮中，年輕一代開始遺忘了，一部分人變的急功近利了，政治經濟和教育都出現了不德現象，人們感到危險和驚懼，急切呼籲回歸傳統道德，學習先祖聖人的教誨。也就是說，只要對古聖賢以及經典懷有敬意，有經典和先祖的實踐作為參照和依據，即使一時迷惘走偏，也能重新歸正。
可怕的是，我們今天的中國，經過文革，儒家經典被批判和嘲笑，先祖的價值觀，歷史觀已經被拋棄，沒有了經書的指導，不僅遇到事情無法得出正確的決斷，還可以讓小人陰險的做派橫行於世，讓文人的小說，戲劇，各種影視作品肆意曲解中國的禮教文化，忠義思想，把中國人，曲解成不分是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將無恥流氓的做派安到了古人身上。使我們嘲笑先祖，道德敗壞，失去歸正的智慧和依據。
孔子那部《論語》有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說的就是要追隨先祖久遠的教誨，自始自終莫忘經書的本義，以此做人，教導百姓，就會歸正百姓的道德風氣了。太宗深明孔子的教導，依據經書，歸正禮制，見識得以英明果斷。這才成為禮儀之邦，光耀千古，獲得世界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