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9年06月10日】
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史記•陸賈傳》記載：
西漢初年，陸賈經常在漢高祖劉邦面前，稱頌《詩經》、《尚書》。劉邦不以為然，反而罵他說：「你老子我，坐在馬上奪取了江山，哪裡用得著什麼《詩經》、《尚書》？」陸賈說：「您在馬上奪取了江山，難道還能夠坐在馬上治理它不成? 況且商湯、周武王，用非常手段奪取江山，而用正常的方法治理，文治武功並舉，那才是長治久安的法寶。過去，吳王夫差和智伯，極力推崇武力，而導致自身滅亡；秦國推崇刑法，而不知變革，結果也是自取滅亡。假使秦國在統一天下之後，實施仁義，效法古代賢君，您又到哪裡去奪取江山?」
劉邦儘管不高興，但臉上還是顯出了慚愧的神情，於是，他對陸賈說：「你試試給我寫些文章，探討秦為甚麼喪失天下，我為甚麼能取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的國家，為甚麼有的興盛，有的衰敗？」陸賈就寫出十二篇文章，大致敘述了成敗存亡的原因。
每向上呈奏一篇，劉邦閱讀了，沒有不叫好的，文武大臣也都高呼萬歲。那本書，題名叫作《新語》。
二、審時度勢去空言
《資治通鑑》卷123記載：
崔浩收集各家曆書，考訂核對漢朝建立以來發生的日食、月食，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運行情況，對從前史書的錯誤，加以批評，又另行編纂了一部《魏歷》，請高允過目。
高允說：「漢高祖元年十月，五星會聚在井宿，這是曆書上的一個小錯誤。現在你不滿於漢朝人修的史書，卻不覺自己荒謬，恐怕後人也會像我們今天批評古人一樣，來批評我們。」
崔浩說：「你所謂的荒謬指什麼?」高允說：「根據《星傳》：『金星、水星，常常環繞太陽轉行。十月，太陽早晨在尾宿、箕宿之間，黃昏時，在申南消失，而井宿這時才從寅北出現。金星和火星怎麼會背著太陽運行?這是史官為了增加事件的神秘色彩，不再加以客觀推斷和考究的結果。」崔浩說：「天文現象發生異常變化，怎麼會不可能呢?」
高允說：「這不是我們空口無憑地爭辯所能解決的，要進一步地考察審斷。」
當時在座的人，都認為高允的談論怪誕。只有東宮少傅游雅說：「高允先生精通曆法，應不會是空言虛論。」
一年多以後，崔浩對高允說：「上次我們談論的，我沒有仔細研究。等到重新考核推斷，果然像你所說的那樣。五星是在前三個月在井宿聚集，而不是在十月。」眾人都讚嘆佩服高允。高允雖然通曉天文曆法，卻從不推算及向眾人論說，只有游雅知道他的學識。游雅多次就災變的事，問高允，高允說：「陰陽災變，很難明知。即使已經知道了，又害怕泄漏天機。還不如不知道呢。天下值得探索的道理很多，你義何必偏問這個？」游雅才不再問下去。高允審時度勢去空言，把精力引向民生，注重解決百姓的生計問題。
拓跋燾問高允：「治理國家，什麼是第一位的?」當時，北魏境內的許多良田，都被朝廷劃為禁地，因此，高允說：「我幼年貧賤，只知道農事。如果國家擴大農田，積聚穀米，使朝廷和百姓都有糧食儲備，就不憂慮饑饉了。」
拓跋燾於是下令，解除被劃為禁地的農田，讓百姓耕種，國家收取田賦。
高允重視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重視百姓疾苦，保障農業豐收，使糧食有儲備，百姓無饑饉。受到官民的尊敬和擁戴！
三、隆中定策三國立
《資治通鑑》卷65記載：
劉備決定去拜訪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見到諸葛亮。劉備吩咐左右的人都出去，說道：「漢朝王室已經衰敗，奸臣竊據朝政大權，我不度德量力，打算伸張正義於天下，但智謀短淺，以致於遭受挫折，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但我的雄心壯志仍然未泯，你認為我該怎麼辦呢?」
諸葛亮說：「如今，曹操已經擁有百萬大軍，挾持天子以號令天下，此人確實不可與他爭鋒。孫權占據江東，已歷三代，地勢險要，民心歸附，賢能之人都願為他效勞，此人可以與他聯盟，卻不可算計他。荊州地區，北方以漢水、沔水為屏障，南方直通南海，東邊連接吳郡、會稽，西邊可通巴郡、蜀郡，正是用武之地，但主人劉表卻不能守護，這恐怕是上天賜給將軍的資本。益州四邊地勢險阻，中有沃野千裡，是天府之地，而益州牧劉璋，昏庸懦弱，北邊還有張魯相鄰，雖然百姓富庶，官府財力充足，卻不知道珍惜，智士賢才，都希望能有一個聖明的君主。將軍既是漢朝王室的後裔，信義聞名天下，如果能占有荊州與益州，據守險要，安撫戎、越等族，與孫權結盟，對內修明政治，對外觀察時局變化，這樣，就能建成霸業，復興漢王室了。」劉備說：「很好!」從此，劉備與諸葛亮互相尊重，又都謙虛。情誼日漸親密。
關羽和張飛，對此感到不滿。劉備對他們解釋說：「我得到諸葛亮，是如魚得水，希望你們不要再說了。」關羽、張飛這才停止抱怨。
明君賢臣如魚水，互相尊重都謙虛；隆中定策三國立，鴻圖大業開始矣！
四、斟酌時宜，隨方矯正，安民至上！
《資治通鑑》卷113記載：
劉裕剛開始來到建康時，對那些重大事情的處理和安排，全部交給劉穆之，使那些倉猝間應辦的公務，馬上安定就緒，沒有不恰到好處的。劉裕於是把他也當作自己的心腹，一舉一動全都詢問他的意見。劉穆之也是竭盡忠誠、極力籌措，沒有任何遺漏和保留。
當時，晉朝的政令廢弛，法律綱紀都沒有建立起來，豪門大族凌傲放縱，但草野百姓，卻異常貧困窮苦，再加上司馬元顯，又對政令多所違背破壞，桓玄雖然曾經打算進行整頓．但是卻因各種規章的分類條目等，過於繁瑣細碎，百姓無所適從。劉穆之仔細研究了當時的情況，認為安定百姓，最為重要！按照輕重緩急，進行清理矯正。劉裕也能以身作則，首先以威行嚴法，進行管束，使朝廷內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謹慎地奉行職守，不滿十天，官清民悅，社會風氣大為改觀。
五、能居安思危，則危不至
唐代吳兢《貞觀政要•君道》記載：
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對侍臣說：「保持已經取得的政權是困難還是容易?」侍中魏徵說：「很難!」太宗說：「任用賢人，採納臣下的諫言就可以了，怎麼說很難呢?」魏徵說：「我觀察自古以來的帝王，當他們處於隴患危急的時候，就能任用賢能，採納諫言。等到天下安定之後，就鬆懈了。對上奏事情的人，只准他們戰戰兢兢、謹慎畏懼地說話，照此下去，國勢就會一天天、一月月地衰落，從而走向危亡。聖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安居時能懷畏懼之心，難道不算難嗎?」
「能居安思危，則危不至。」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呀！
六、戡亂以武，守成以文
《資治通鑑》卷192記載：
唐貞觀元年(627年)丁亥，唐太宗李世民宴請群臣，席間樂隊演奏《秦王破陣樂》。太宗說：「我從前曾受命統兵出征，當時，民間流傳這支曲子。雖然沒有文德之樂的溫文爾雅，但立國大業卻由此而來，所以始終不敢忘本。」封德彝說：「陛下以神武之力，平定天下，豈是文德所能比擬的?」太宗說：「平亂建國應以武力為主，治國守業卻應依仗文德。文武的妙用，應根據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你說文德比不上武功，說得太過分了!」封德彝磕頭認錯，稱謝。
六月，戊申，太宗又與大臣議論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蕭瑀說：「商紂王暴虐無道，周武王討伐商朝。周及六國沒有罪過，秦始皇吞併他們。獲得天下的方式雖然都是以武力，但人心的向背卻不同。」太宗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後，更加修行仁義，秦朝取得天下後，卻更加崇尚暴力，這就是周朝政治與秦朝政治優劣的不同之處。所以說，打天下可以通過武力，守天下則不能不施行仁德，順應民心。」蕭瑀連稱唐太宗說得對。
七、創業守成皆勤慎，臣民之幸！
《資治通鑑•唐紀》記載：
唐太宗問侍臣說：「創業與守業哪一個更難一些?」房玄齡說：「打天下，創建國家之初，與各路群雄戰爭較量，然後使他們臣服，可見創業艱難啊!」魏徵說：「自古以來的帝王，沒有不是從艱難困苦中取得天下的，從安逸中失去天下的，可見守業更艱難啊!」
唐太宗說：「房玄齡和我一起打天下，從戰爭中死裡逃生，所以懂得創業的艱難。魏徵與我治理天下，總是怕在富貴中出現驕奢淫逸，在疏忽懈怠中發生禍亂，所以懂得守業的艱難。如今，打天下創建國家的艱難，已經過去；守業的艱難，正需要我和諸位大臣，一起謹慎小心地對待它。創業守成皆勤慎，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使臣民永遠都幸福！」
房玄齡等感激地說：「陛下您能講出這個道理，這是普天之下臣民的福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