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9年10月14日】
一國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當與否；而用人的標準，則舍公平的考試製度以外，再沒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實，以現在的思維模式推究起來，先秦時期當時舉行考試的作用，多為了鞏固與維護自家城邦的君權，多方延攬、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異士輔佐國政，以達到稱霸諸侯的目的，而對於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標，反倒置之不問，因此學校教育並沒發揮真正的功效。
自從漢代左雄改進「察舉制」以來，考試製度的雛型也就稍具規模了。隋唐以降，「科舉」代之興起，於是朝廷所挾以甄拔人才的方法，不得不出於考試一途。再歷經宋、元、明、清，承襲歷代已有的基礎，加以不斷的增刪修補，故考試製度日趨嚴密與完善。可人間的事物，相生相剋、有利有弊，久而久之，徒具追求形式上的整齊嚴肅，光從表面上講究施行，可為了維護達官貴胄本身的既得利益與權勢，暗地裡營私舞弊、買賣賄賂……。如此一來，那些所謂的「國學」、「鄉學」、「家塾」、「黨庠」……等等的學校功用為科舉選士所奪取，學術鑽研為制度技藝所蒙蔽，失掉了作育英才、培養才德兼備文人、普及知識或專門學術、選賢與能以輔佐國政的真正目的！
再說，古代所謂的選士，也就是選拔夠資格入朝為官、襄助施政的最佳人選。而歷代選士制度，有個共同之處：其初始全取自學校，其後分於科舉，再後學校科舉趨於合流，又後科舉學校互爭存廢，最後則二者連為一貫。在過去一兩千年當中，科舉和學校，相成相毀，相禪相遞，科舉因學校而起，也因學校而廢。其間盈虛消長之跡，息息相關，宛如一體的兩面，有不可分割的趨勢。
舉例說，漢代朝廷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的制度，實際是因學校而起；唐之「生徒」，則與科舉並進；宋代曾罷科舉，專以學校進身；或科舉與學校並行，而應考人必由學校送考；明、清兩代，名為專以科舉取士，實則科舉與學校合為一途。其舉人以下，為學校制；舉人以上，為科舉制。五貢──恩、拔、歲、優、副貢之設立，乃是指貢於太學讀書而言。名為科舉取士，實則學校選生。降及末流，學校有名無實，群趨於科舉的一途，乃有罷科舉興學校的事件發生。
古人云：「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儘管學校教育包括在社會教育裡邊，儘管學校教育與歷代考試、科舉制度相互包容、相互依附，變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雙刃關係，在歷朝歷代各方面的發展上，並無舉足輕重的劇烈影響，但對於民心士氣、道德操守、言行規範……等等精神層面的建立，它那潛移默化之功，可是輕忽不得哪！
這兒只以一個有限的角度來談談古代學校教育，在選士、科舉的雙重影響下，歷朝歷代有些什麼因應而突出的特色，簡略扼要的舉隅而已，難免以偏蓋全、掛一漏萬，但如能起到回歸正道、拋磚引玉的作用，則於願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