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9年11月12日】
魏晉時期
漢代學校教育，原來甚為發達，到了東漢末年，國家動亂，政局不穩，因而逐漸廢弛。至漢獻帝建安八年（西元203年），曹操把持政柄，方開始漸次發展教育。曹丕篡漢，在魏黃初元年（西元220年），「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到了黃初五年（西元224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以上均據《文獻通考 學校考二》）
又《三國志.魏志.劉馥傳》記載：「上疏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其非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
由此可見當時太學儘管開設，學生不少但內容空疏，有名無實，所謂太學成了裝飾品。東吳只有學官而無學校；西蜀則國小民貧，年年用兵，更談不上學校的設置。以上是三國時代的太學情形。
到了晉武帝統一全國以後，承曹魏太學的舊制，稍加擴充。《宋書 禮志》載：「泰始八年（西元272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者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余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
這是晉初的一次淘汰，因為曹魏的太學生多非就學，而是避役，所以有這一次的修改。晉代的國子學，到了武帝咸寧二年（西元276年），正式成立，定置國子祭酒及國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至太康五年（西元284年），作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辟雍（天子所設之大學也）及靈台（望氣之台也，所以觀?象，察氣之妖祥也）。當時太學生的人數仍然不少，而出身的品類不齊，因而十年後，又再定必須官品在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得入學。後中原板蕩、兩帝被擄，於是太學也就無形停閉了。
東晉建國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馬的蹂躪，紛紛南徙避難，這一批知識份子懷著中原舊有的文物禮器以俱來，於是江左也修建太學；但因此時的朝廷政權旁落，內亂時起，學校受到了影響，因而時興時廢，毫無成效可言。到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元317年），新立太學。後因王敦構亂，致教學多未執行。一直到成帝咸康三年（西元337年）正月，才修立太學。
以上是魏晉時代太學的大概情形。至於地方教育，那更無可觀了。曹魏和西晉立國短促，州郡學校大多在平靖時則開設，在變亂時則停閉。東晉的年代較長，朝中雖屢經政變，而大權則在地方，所以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自行提倡，全國頗不一致，也沒有統一的或長久的計劃。總而言之，自曹丕篡漢，到東晉滅亡，將近二百年（西元220-419年），在這時期當中，學校教育雖不能說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說是在若有若無和時興時廢的狀況之下度過去了。
南北朝
◎南朝以干戈擾攘，禍亂相尋，教育事業的不發達，和魏、晉時代的情形相似：
宋──元嘉十五年，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復立國學、玄學、史學、文學，凡四學並建，皇帝的車駕數次巡幸宗學館，對那些苦讀者，給的賞贈優厚。（《南史.宋本紀》）
齊──建元四年（西元482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武帝永明三年（西元485年），詔立學。初期宋太宗時置總明觀以匯集學士，亦謂之東觀，而齊武帝認為國學既立，乃省略總明觀。至東昏侯永元初，廢學。可當時也有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的情況。（《文獻通考.學校考二》）
梁－－梁武帝於天監年間，除於京畿、地方建立國學以外，並開設五館，每館置五經博士一人，充任館長，而以五經教授一人總其成。其所授課程不外五經之術、六藝之文。學生只問程度，不限資格，果具才能，雖寒門子弟皆有入館求學的機會。生徒入館求學以後，由館供給膳宿。館中亦有定期考試，其能射策通明經術的，即可委派一種官職。五館既不限資格，又不限名額，所以四方學子負笈求學的非常踴躍，每館學生皆多至數百人。
武帝自建國學開五館以後，嘗仿效三代視學之禮，親臨省視，一則祭奠先師，一則獎勵勤勞，並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去立學。這樣積極提倡，不遺餘力，不但學校發達為南渡以來諸朝之冠，即講誦經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當時北方學者聞風而至的亦復不少。
此外梁代經學的昌明，還能遠及國外。如《陳書.儒林陸詡傳》：「梁世，百濟國（即朝鮮）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這足以表現梁朝不僅昌明本國的文教，而且對於朝鮮半島的文教，也有積極的貢獻了。可惜武帝晚年時，學校教育的運作由盛漸衰，及至侯景之亂，也就無形停頓了。
陳──陳代地域較梁代為小，而且當大亂之後，成效亦不及梁。高祖稍置學官，後遭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陳書.儒林傳》）
至於五胡，日在紛亂之中，其能保存經學文藝最有功的，當推前漢張氏。其他如前秦苻堅講禮興學；姚秦和慕容燕都是充分漢化的建國。甚至如劉曜和石勒，也曾經注意儒學。
◎北朝學校較南朝為發達，一則由於國君的積極提倡；一則由於時局比較安定：
北魏──當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時期，即積極提倡經學，在首都平城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充當教授，學生由千人增至三千人，這是北魏太學的創始。次年特改國子學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西元426年），又於城東建立太學一所，令州郡選派才學之士，進京求學。
到了獻文帝的時候，乃規定州郡學校的制度，遍設鄉學：每郡設鄉學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任。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孝文帝尤慕華風，遷都洛陽（西元494年）以後，事事都模仿漢人所為，變胡服而衣華裝、斷胡語而從正音；一切禮儀制度，無一不效法漢人。至於開設太學、講論經術，尤為漢族文化的特色，他對於此種文化的特色，極力提倡。所以在洛陽除了設立國子太學以外，又於四門設立四門小學。
自此以後，北方承平將近八十年，不僅國學、鄉學都比較南朝為完備，即私人講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這個時候，正當南朝梁武帝提倡學校教育的時候，介於五、六世紀之間，我們若是統觀南北朝的教育，要算這個時期為最發達。
北齊──《隋書.百官志》：「北齊國子寺：祭酒一人，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大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三百人。」同時根據《北齊書本紀》以及《北史儒林傳》中都記載著：北齊興學的法令已多成具文了。
北周──北周雖僻處西方，而對於儒術，非常尊崇，故對於學校方面，尚能認真辦理，並非虛有其表。如《北周書.李昶傳》：「昶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足見他對於教育，已頗留意。武帝保定二年，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每月奉召集於御前，令他們與大儒講經論術，當時同輩都極為羨慕。《北周書武帝 靜帝本紀》這都可以證明其重視教育的程度了。
綜合以上的史實，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學校教育，除宋、梁和北魏尚可稱道之外，其餘各代都不甚發達，政局不穩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有些太學生為避亂、免徭役而來，目的不純；同時社會風氣崇尚老、莊清談，而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長文學，海內景從，一般士子也對經學的研求放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