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9年12月28日】
明初最重學校，以學校為「科舉」的基本。《明史.選舉志》載：「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茲將明代學校概況略述如下：
國子學
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在南京設「國子學」，為明代「太學」的名稱。令品官子弟和人民俊秀通文義的，並充學生。天下既定，詔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初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後改建於雞鳴山下，既而改「學」為「監」。）設「祭酒」、「司業」和「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
到了成祖永樂十八年（西元1420年），遷都北京，亦置「太學」，故有南北兩「太學」之分，各地土官和日本、高麗、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學生額數極盛時，幾達萬人之多。
「太學」中除衣、食、住有布帛、廩餼（每月由公家所供給的官俸。亦作既廩、餼廩）、號房等供給以外，關於「育」、「行」方面，也有所資助。
至於「太學」中的教授方法，每日早晨，「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自「監丞」以下的首席，則依次序立，諸生揖舉，質問經史，拱立聽命。
每月的朔望日各給假一天，其餘日子升堂聚餐，而會講、覆講、背書、輪課為經常課業。
所習的功課，自「四子書本經」以外，兼及「劉向說苑」和「律」、「令」、「書」、「數」、「御製大誥」。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以二道。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
每班選一人充「齋長」，督諸生功課，衣冠步履飲食必嚴飭中節。有事故外出，必須報告本班教官，令「齋長」帥之，報告「祭酒」「監丞」置「集愆簿」，有不遵守的記下來，再三犯的予以責罰，四犯的則發遣安置。
所有學規條目，屢次更定，寬嚴得中。堂宇宿舍飲饌澡浴等等俱有禁例，司教的官員，必選耆老宿儒。
關於「國子監」學生課外的工作，照《南雍志》一書所說，如整理田賦、清查黃冊（即戶口）、興修水利等事，皆命監生去做；或繕寫書籍；或學習翻譯；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從行。而對於分發至府衙各部門輔佐實習諸生，即依其表現隨時任官這一點，尤為重視。《續文獻通考》載：
「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十月，擢監生六十四人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嘗遣國子生林國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繼而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太學生『撥歷制』
明代學制，尚有一項優良制度，聯絡「學校」與「銓敘」（按照資格而授以官職）的關係，為兩漢、唐、宋諸代所無，而清代又不能踵行的「太學生撥歷制」。
「撥歷制」始於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命國子學生於諸司習吏事，是為「歷事生」。有「正歷」、「雜歷」和「諸色辦事」等名目，各有定額。以在學年月的深淺，為「撥歷」的先後。其在各部歷事，亦有一定年月。晝則趨事於各司，夜則歸宿於齋舍。限滿則或上遷；或回「監」，仍得參加科舉。
「撥歷制」的優點為：「優遊之以歲月，琢磨之以文理，束約之以規矩。廩食學校，則俾其學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歲，使其就試。其為教法，可謂本末兼備。」
所謂「撥歷」，乃分發實習之意。故有長差、短差之分，後俱改為一年上選。其考核方法，分為上、中、下三等。考列上等的始獲選用，中下等則歷一年再考。再考得上等的，以上等用；中等的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的回「監」讀書。
府州縣學
明代除於南京北京設立兩個「國子監」以外，在府、州、縣、衛無不有「學」，教養之法，亦甚完備。《明史?選舉志》載：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下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鬥，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教者黜之。」
社學
明代於府、州、縣學之外，又有「社學」。太祖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正月，詔天下立「社學」，並在詔中說：「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導民善俗，稱朕意焉。」
於是鄉社皆置「學」，令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和「本朝律令」。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令「社學」子弟讀「誥」、「律」的赴京師，由禮部比較其所誦的多寡，次第給賞。
到了英宗正統元年（西元1436年），詔有俊秀向學的學生，許補「儒學」生員。孝宗弘治十七年（西元1504年），令各州、府、縣訪問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歲以下的，送「社」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法。（見《續文獻通考》）
當時官吏凡留心民事的，常以興舉「社學」為要務。又「社學」教讀，且負有改良地方風俗教化的責任。如王陽明的《王文成公全書?社學教條》說：「……通加禮貌優待，給以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啟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育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再看《王文成公全書》的「訓蒙大意」，亦可見當時教讀督責幼兒之法，和儒者研究教育的用心啦！
書院
此外尚有「書院」制度，如王陽明講學的地方，有「龍崗書院」（在龍場）、「貴陽書院」（在貴陽）、「濂溪書院」（在贛州）、「稽山書院」（在浙江）、「敷山書院」（在南寧）。（均見《王文成年譜》）可見到處經營的理念，是隱然以復古學校為己任。
明末書院最著名的，有「首善」、「東林」二書院，曾為魏忠賢所毀，魏奸敗後，儒者復立。劉宗周的「證人書院」，尤為著名。（見《明史?劉宗周傳》）
明儒講學之所，在書院以外，復有寺觀祠宇的集會，月有定期，以相砥礪。《王文成年譜》中記載王陽明的門人，集會尤盛；徐階在靈濟宮的集會，聽講的有數千人之多。
當時講學的鉅子，如錢德洪、陳時芳、王畿（以上三人，明史上都有傳），所至之處，集會開講，至老不衰。隨時隨地因事舉例講解，並無一定章法，依高道德標準及古聖先賢的處理方式，抒發一己觀感。樵夫、陶匠、農工商賈，無人不可聽講，無人不可講學，這實在是前古所未有的盛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