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05月26日】
文人相輕:這四個字,現在還是常用的,因為同是文人而互相瞧不起的現象,似乎到處都可能遇著。但大家也許不太關心,最早揭露這種不良現象的、最早使用這個短語的,究竟是誰?
原來,早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國時代,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就談到文人相輕的問題,而且認為“自古而然”,可見壞風氣由來已久。他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班)固小之,與弟(班)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裡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接著,曹丕又說:“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暗於自見,謂己為賢。”
曹丕對“文人相輕”的態度,是否定的,並且批評得也很切實!
清代的趙翼,在《陔余叢考》卷四十“文人相輕”的條目裡,曾收集了歷代這種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事例,其中關於邢邵與魏收的故事,是比較有趣的:
南北朝時候,邢邵與魏收,都是有名的文學家,特別是邢邵,他佩服沈約,而輕視任昉;而魏收則恰恰相反,他傾慕任昉,而詆毀沈約。邢邵公開說:“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聽了之後,也反唇相譏道:“伊(指邢邵)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昉)?”
此外,清代的錢大昕(讀欣)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裡,有“文人勿相輕”的內容,談到杜牧對元稹、白居易的詆毀,也很有意思。茲摘錄如下: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杜)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讜直,豈皆淫媒之詞?若反唇相稽,牧之獨無媒語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文人相輕的現象,雖然上下幾千年,始終存在,但同一切客觀事物的辯證法一樣,從古到今,既有崇己抑人者,亦有易(改,糾正)相輕而為相推(讚揚)者。對於青年寫作者來說,應該一開始就養成虛心學習,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以克服自己的短處的好習慣。
古人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的榜樣:
例如,西晉著名文學家、《文賦》的作者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曾經稱讚他:“人之為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可見他是個很有才華的人。他本來打算寫一篇《三都賦》,後來到了洛陽,聽說左思正在寫同一題目的文章,“撫掌而笑”。並且在給他弟弟陸雲的信中,對左思極盡嘲笑之能事,說左思將來寫成的文章,“當以覆酒瓮耳”(其文書寫成後,只能當器物的蓋子)!可是,等到陸機讀了左思的《三都賦》後,卻十分嘆服,認為沒有人能再超過左思!(反輕為贊)自己就取消了想寫作《三都賦》的計劃。
又例如,唐代大詩人李白,也有類似的故事。據說,當年他登上黃鶴樓,原想題詩;但一看那裡已有崔顥的作品,氣格蒼渾,莫可端倪,非常佩服,於是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其後,李白仿照崔顥的《黃鶴樓》詩,寫成了《鸚鵡洲》和《登金陵鳳凰台》詩。雖然前者寫成於武昌,後者寫成於南京,但一般都認為後者寫成在前,而前者則是五十八歲時晚年的作品了。其實崔顥的詩,是學習沈佺期的《龍池篇》,李白又轉而學習崔顥。他們這種虛心學習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黃鶴樓》曾被詩歌評論家嚴羽,取為唐詩七律壓卷之作。但歷來的評價,差不多都認為《登金陵鳳凰台》同《黃鶴樓》“格律氣勢,未易甲、乙(難分高下)”,“二詩真敵手棋(棋逢對手一般平)也。”
再例如,同李白齊名的杜甫,也是“易(改)相輕為相推(重)”的榜樣。前面引證過的《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曾經指出:杜子美詩,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愛古人”也。王、楊、盧、駱之體,(杜)子美能為而不屑為,然猶護惜之,不欲人訾議;且曰:“汝曹(你們批刺王楊盧駱之人)身與名俱滅,(他們王楊盧駱)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推挹(推贊、推重)如此!
由於人們長期以來有一種“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的毛病,所以作為文人,而能推重同時代的同輩分的同行,甚至拜之為師,這就更令人稱讚了!宋朝大詩人黃山谷,在他已登進士第,當上了國子監教授的時候,寫了一封信,並附了兩首詩,給在徐州作太守的蘇東坡,對這位年輩跟他相當的人,表示欽敬。蘇東坡和了他的詩,並復了信,讚美黃山谷說:“(你的)古風二首,托物引類,得古詩人之風!"從此二人締交,至死不渝。黃山谷雖然出於蘇軾門下,但與蘇軾齊名,人稱“蘇黃”。
清代的著名學者段玉裁,年輩同戴震相當,且比戴震先考中舉人。段玉裁在北京見到戴震時,段的學術造詣,已卓然成就,而戴僅僅是個秀才。但段很佩服戴的學問,“委摯師事,終身北面。”
文人相輕,畢竟是一種惡習,應該摒棄。而相敬、相重,則古已有之。
而且越是有學養、有卓識的人,就最能敬重他人,做到文人相敬、相重、相親、相和!這才是華夏文明的傳統美德。
汝曹身與名俱滅, (此指繼襲文人相輕者)
不廢江河萬古流! (此指踐行文人相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