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5年12月24日】
《史記·管晏列傳》載述：「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晏嬰的父親晏弱為宋穆公的曾孫，因宋國內亂而到齊國擔任上大夫，被齊國賞賜以萊地作為封地。據說晏嬰身材短小，其貌不揚，但機敏善辯。
靈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故後，晏嬰繼任為上大夫。歷任靈公、莊公、景公三朝，輔政長達五十餘年。 「崔慶之亂」 後，晏子才獲重用，擔任相國，輔佐齊景公，使齊國進入一段較長時間的穩定發展時期。
晏嬰平時生活節儉，謙恭下士。內輔國政，屢諫齊侯。晏子被認為是齊國繼管仲之後的又一位賢相，其事跡和思想較為集中地保存在《晏子春秋》一書中。《晏子春秋》舊題「春秋晏嬰撰」，後人普遍認為是齊國稷下學派或其他後學所撰，成書年代大約在戰國時期。柳宗元在《辯晏子春秋》一文中懷疑是墨子的門徒中某個齊國人寫的：「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 墨家崇尚節儉，晏子以節儉聞名於世，所以墨子的門徒尊崇並記載晏子的事跡以此抬高墨家學說，而且 「又非孔子」 。
晏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處在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的動盪歷史時期。一方面，周道衰微，諸侯紛爭不斷，兵戈四起；另一方面，諸侯國內的大夫專權僭越，爭鬥亂政。齊國自從管仲死後，齊桓公晚年昏庸，他的五個兒子為爭奪王位而自相殘殺，導致齊國內亂和此後長期不穩定的政局。晏子先後輔佐的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也基本上都是暗弱之君。
晏子的民本思想集中體現在他與晉國上大夫叔向的問答中，叔向問，世道混亂就不遵循正道，那麼是正確的行道而拋棄百姓呢，還是維護百姓而拋棄道呢，這兩種做法對於行道來說怎麼樣呢？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晏子的意思是說：「我聽說，地位卑微而不失尊嚴，自身委屈而不失正直的人，是因為把人民當作根本。如果能使百姓安居樂業，哪裡會有遺漏的大道呢？如果百姓都不在了，那君主的正道又在哪裡呢？」
此外，《晏子春秋·內篇問下》還載述：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於害身也。」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叔向向晏子請教：「什麼樣的品德才是高尚的？什麼樣的行為才是寬厚的？」晏子回答：「沒有比愛護百姓更高尚的品德，沒有比讓百姓快樂更寬厚的行為。」又問：「什麼樣的品德是低劣的？什麼樣的行為是卑賤的？」晏子答：「沒有比苛待百姓更低劣的品德，沒有比禍害百姓更卑賤的行為。[1]」
劉向《晏子敘錄》文中說：「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 晏嬰的善諫為人稱道，與其他諫臣的不同之處是，晏嬰在勸諫君王時往往不是直接的強諫而是委婉的曲諫和循循善誘，從中顯示出了他的機智。
《左傳·昭公三年》記述了晉國大夫叔向對晏子說的話：「即使是我們公室，現在也是末世了。戰馬不駕兵車，卿不率領軍隊。公室的戰車沒有將士，軍隊中缺乏官長。百姓們窮困疲憊，而宮室更加奢侈。道路上餓死的人接連不斷，而君王的寵臣家中財富多得放不下。人民聽見國君的命令，如同逃避仇敵一樣。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家，地位下降為賤役。政事出於私門，人民無所歸依。國君沒有一天想到悔改，用過度的取樂來代替憂愁。公室的衰落，還能等多久？……何況他從不思悔改，能維持長久嗎？」這就是春秋末期亂世的狀態，晏子所處的齊國也處於同樣的狀態。
據《左傳·昭公三年》記述：景公想為晏子重新建造住宅，說：「你的住宅靠近市場，潮濕狹小，喧鬧多塵，不能夠居住，請讓我為你造所高敞明亮的。」晏子辭謝說：「君王的先臣就住在這裡，下臣不能繼承先人的德行，住在這裡，對下臣來說已經是過分了。再說小人住得靠近市場，早晚可以隨時得到所需要的東西，這是小人得到的好處。怎麼敢煩擾鄉鄰？」景公笑著說：「你住得靠近市場，知道物品的貴賤嗎？」晏子回答說：「既然感到便利，怎會不知道呢？」景公說：「什麼東西貴什麼東西賤？」這時候景公濫用刑罰，街市上有賣假肢的，晏子因此回答說：「假肢昂貴，鞋子便宜。」景公因此而減少了刑罰。晏子一句話而使齊侯減少了刑罰。正如《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能任賢明，禍亂難成早已終。）」
待到晏子去了晉國，齊景公為他造了新住宅，等他回國，房子已經完工了。晏子拜謝了景公後，把新居拆毀了，建好鄰居的房屋，一一都同原先一樣，讓原來的鄰居搬回來，說：「諺語說：『不是建住宅要占卜，要占卜決定的是鄰居。』各位原先都為選擇鄰居占過卜了，違反占卜的結果是不吉利的。君子不違犯不合乎禮的事，小人不違犯不吉利的事，這是自古以來的制度。我怎麼敢違反它呢！」最後又恢復了自己舊宅的規模，齊景公不允許，晏子通過陳桓子請求，才被准許。蘇軾有詩讚曰：「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和陶詠三良》）」
孔子與晏子應該說是同時代人，只是晏子略早些。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但晏子之生卒年卻有不同說法。依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年三十五，因季平子之亂適齊，有考證認為，此時晏子已年逾七十矣。
《韓非子·內儲說下》記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 《晏子春秋·外篇下》也載述：孔子在魯國擔任宰相，齊景公對此很擔憂，對晏子說：「鄰國有聖人，是敵對國家的憂患啊。現在孔子在魯國擔任宰相，這該怎麼辦？」 晏子回答說：「您不要擔心。那個魯國國君，是個懦弱的君主；孔子，是聖明的國相。您不如暗中尊重孔子，假意任命他為齊國的相國。孔子極力勸諫，而魯君不聽從，這必定會使魯國驕傲而與齊國產生隔閡，您不要接納他。 過了一年，孔子離開魯國前往齊國，齊景公不接納他，所以（孔子）被困在陳國和蔡國之間。後來子貢前往楚國，楚昭王出兵來接孔子才解了圍。
《孔子家語·政論解》中記載了孔子對鄭國執政者子產之「愛民」的評價，反映出孔子仁者之愛人的核心思想蘊涵：【子游問於孔子曰： 「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 「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 「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 「其事可言乎？」孔子曰： 「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 意思是說，子產用他所乘的車子幫助冬天過河的人，那只是施惠於民而沒有以德教化。由此可見，真正的「愛人」，是提升人的道德，教人積善行德，從而積累福德。人的福份大了，相應的就會減輕或脫離在世間的苦難。
子曰：「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孔子家語·政論解》）」因為孔子在魯國施政過程中推行德教，所以引發了齊國的擔憂，怕魯國強盛了對自己不利，想方設法要使魯國不用孔子，說明見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可以改變黎民百姓的精神風貌，同時提升國力，為甚麼不照著做，反而想辦法要阻止他國發展呢？由此可以看出，晏子的「愛民、樂民」只是施惠於民，僅限於維護齊國及其百姓利益，不是出於仁善之心而「泛愛眾」，而是建立在愛國基點上的惠民和利益權衡。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十四》中載述的晏子「二桃殺三士」之權謀 [2] ，就是利用勇士內心的良知和羞恥心而使其自盡。這個故事在秦漢時期就已廣為流傳，漢代的畫像材料中常能看到此故事場景。諸葛亮的《梁甫吟》抒發了對三位勇士的悼念：「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唐代李白的《懼讒》詩云：「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 在馮夢龍所撰的《喻世明言》中亦有一章講述此故事。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寫下了對孔子的景仰：【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孔子游列國，說諸侯，講道德，授門徒，「志於道，據於德（《論語·述而》）」，播撒仁善和中庸等傳統價值文化。韓愈曾言道：「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原道》）」朱子說：「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朱子語類卷九十三》）
故簡而言之，晏子雖是春秋末期齊國的治國理政賢相，但也難免在人類道德下滑的亂世中隨波逐流或推波助流，而在那樣一個歷史時期，不僅有孔子鋪墊的道德教化，同時還有老子留下的人類返本歸真的文化取向。畢竟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只有守住善道、提升道德，那才是人類的福祉和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
註解：
[1] 國學大師劉師培補釋云：「此節四『意』字，均『德』字之訛也。『德』正字作『悳』，與『意』形近，故訛為『意』。關於「行莫賤於害身」，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按：「身」為「民」字之誤。
[2] 春秋時齊相晏嬰向景公獻計以二桃賜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勇士，令其論功領賞，欲其自相殘殺以除後患。後三人因此而自殺。 「二桃殺三士」 ，典出《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後比喻運用計謀殺人。
